园林兴废，世俗盛衰

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写了《洛阳名园记》，那年他刚结束河北的外放生涯，被召回东京任职。在那个时间点上，他却写出一本详尽介绍洛阳十九座园林的“游记”。

李格非并不是想写园林间的游历，而是另有深意。具体意指为何，暂不详谈，先看看那些他记下的园林。

洛阳当时是北宋的西京，是北宋的“四京”之一，北宋以前，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定都，宋初也险些定都于此。

洛阳同样拥有宫城、皇城与外城三重城的格局。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甚至比东京城还要大（外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洛阳的宫城位于城之西北，在唐末五代时，损坏较严重，后唐有所修复。直到北宋天宝年间太祖西幸，才予以大修，宫室终能恢复壮丽，颇得赵匡胤嘉许。之后的光阴里，这些缺少人气的宫殿们旧了便修，修了又旧，直到徽宗年间再次大修，建筑悉数焕然一新，装饰甚至比过去还要讲究。

徽宗崇宁年间，洛阳人口约为二十三万人，远少于东京百万人口的水平。洛阳虽不似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的东京那般热闹，却因其浓厚的历史底蕴，成为文人们的理想居所。再加之洛阳山川秀丽，水源丰富，且气候温和，适宜草木生长，那些前朝遗留下来的诸多无主荒地，因此成为园林扩建的沃土。

于是，大批重要官员，如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纷纷在洛阳购置田产作为第二居所，远离东京城的繁华喧嚣，乐得清静。苏辙就曾评论，洛阳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这些园林们彼此相望，门巷相连，春花秋实，修竹长杨。居住在洛阳，简直乐不思拥挤不堪的东京了。

图：北宋洛阳平面示意图 来源：贾珺

在李格非笔下的十九座园林里，有最新却“景物最胜”的宰相富弼家的富郑公园，占了整整一坊面积的归仁园，楼殿绵延数十里的环溪，尺度惬意的刘氏园…….还有可望见洛水奔涌往东、声与景浑然天成的丛春园——李格非回忆说，他曾于某个冬月夜登上园内那座从荼蘼架探出的丛春亭，试图聆听洛水的声响，结果因为寒气入骨，只得赶紧走了——一个试图文艺却未遂的故事。

以及，牡丹花多到吓死你的天王院花园子。那里本是一所佛寺。园内没有亭台楼阁，只有数十万株牡丹，因此老老实实叫做“花园子”，专供赏玩牡丹使用。每当花期来临之时，洛阳全城仕女皆云集于此，满眼都是帷幕，满耳都是丝竹。花期过后，却惟余丘墟。

文彦博的东园内有一片极大的水域，若泛舟游于其上，烟波浩渺，如同置身江湖间。其中有渊映、瀍水二堂，宛宛立于水中。至于那座建于邙山之麓，一切宛若天造地设、不见半分人力造就的水北胡氏园，登台四望，洛阳方圆百余里盛景尽收眼底，只见“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现，使画工极思不可图”。

白居易的旧园大字寺园，其属白居易时曾是“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杆”，如今的园主张师雄（外号比较逗趣：“蜜翁翁”）只得十五亩的一半（另一半是大字寺），将其命名为会隐园，水木犹存，楼堂却已不再。

得到李格非高度赞赏的湖园，唐代时曾为中书令裴度的宅院。李格非借洛人口说：“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难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湖园兼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于一身。这里四时不同，景物皆好，这里百花酣，白画眩。

洛水之南的园林分布图，绿色为官僚园林集中的坊，主要分布于城东。（五代时洛阳的坊制便已解体，各坊只余坊名而已）。笔者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