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兴废，世俗盛衰

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写了《洛阳名园记》，那年他刚结束河北的外放生涯，被召回东京任职。在那个时间点上，他却写出一本详尽介绍洛阳十九座园林的“游记”。

李格非并不是想写园林间的游历，而是另有深意。具体意指为何，暂不详谈，先看看那些他记下的园林。

洛阳当时是北宋的西京，是北宋的“四京”之一，北宋以前，已有九个王朝在此定都，宋初也险些定都于此。

洛阳同样拥有宫城、皇城与外城三重城的格局。外城周长五十二里九十步，甚至比东京城还要大（外城周长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洛阳的宫城位于城之西北，在唐末五代时，损坏较严重，后唐有所修复。直到北宋天宝年间太祖西幸，才予以大修，宫室终能恢复壮丽，颇得赵匡胤嘉许。之后的光阴里，这些缺少人气的宫殿们旧了便修，修了又旧，直到徽宗年间再次大修，建筑悉数焕然一新，装饰甚至比过去还要讲究。

徽宗崇宁年间，洛阳人口约为二十三万人，远少于东京百万人口的水平。洛阳虽不似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的东京那般热闹，却因其浓厚的历史底蕴，成为文人们的理想居所。再加之洛阳山川秀丽，水源丰富，且气候温和，适宜草木生长，那些前朝遗留下来的诸多无主荒地，因此成为园林扩建的沃土。

于是，大批重要官员，如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纷纷在洛阳购置田产作为第二居所，远离东京城的繁华喧嚣，乐得清静。苏辙就曾评论，洛阳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而其贵臣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这些园林们彼此相望，门巷相连，春花秋实，修竹长杨。居住在洛阳，简直乐不思拥挤不堪的东京了。

图：北宋洛阳平面示意图 来源：贾珺

在李格非笔下的十九座园林里，有最新却“景物最胜”的宰相富弼家的富郑公园，占了整整一坊面积的归仁园，楼殿绵延数十里的环溪，尺度惬意的刘氏园…….还有可望见洛水奔涌往东、声与景浑然天成的丛春园——李格非回忆说，他曾于某个冬月夜登上园内那座从荼蘼架探出的丛春亭，试图聆听洛水的声响，结果因为寒气入骨，只得赶紧走了——一个试图文艺却未遂的故事。

以及，牡丹花多到吓死你的天王院花园子。那里本是一所佛寺。园内没有亭台楼阁，只有数十万株牡丹，因此老老实实叫做“花园子”，专供赏玩牡丹使用。每当花期来临之时，洛阳全城仕女皆云集于此，满眼都是帷幕，满耳都是丝竹。花期过后，却惟余丘墟。

文彦博的东园内有一片极大的水域，若泛舟游于其上，烟波浩渺，如同置身江湖间。其中有渊映、瀍水二堂，宛宛立于水中。至于那座建于邙山之麓，一切宛若天造地设、不见半分人力造就的水北胡氏园，登台四望，洛阳方圆百余里盛景尽收眼底，只见“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现，使画工极思不可图”。

白居易的旧园大字寺园，其属白居易时曾是“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杆”，如今的园主张师雄（外号比较逗趣：“蜜翁翁”）只得十五亩的一半（另一半是大字寺），将其命名为会隐园，水木犹存，楼堂却已不再。

得到李格非高度赞赏的湖园，唐代时曾为中书令裴度的宅院。李格非借洛人口说：“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难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湖园兼宏大、幽邃、人力、苍古、水泉、眺望于一身。这里四时不同，景物皆好，这里百花酣，白画眩。

洛水之南的园林分布图，绿色为官僚园林集中的坊，主要分布于城东。（五代时洛阳的坊制便已解体，各坊只余坊名而已）。笔者自绘。

熙宁年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以写《资治通鉴》为由申请退居洛阳。其实，早在仁宗朝，洛阳就已流行文人交游集会，欧阳修便曾与张尧夫、王几道等七人组成“洛中七友”。王安石变法期间，集会更加盛行，其中以反对新法的“耆英会”影响最大。此会顾名思义，是一个老年社会活动团体，以富弼为首，还有司马光、文彦博、刘几等十三个平均年龄七十多岁的老头（司马光最年幼，六十四岁）。文彦博同时组有“同甲会”，会中有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司马光也领衔组了个“直率会”。旧党们用各种会进行排列组合，频频相聚，抨击新法，洛阳于是成了旧党的大本营。

司马光的“独乐园”目睹了这一切风云际会。独乐园的名字出处是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司马光说“与人乐乐、与众乐乐”乃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而孔子的“乐与颜回”的乐乃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因此，各尽其分而安之，就是他所理解的快乐了。当他谈及自己的独乐园时，谦虚地说“卑小不可与他园班”……

千万别信。独乐园占地面积足有二十亩——万余平方米，以现代的标准来看，离“卑小”一词相去甚远。然则与洛阳的其他豪园相比，独乐园确实是简朴的文人园风格。这点可以由李格非来证明。他记载道，独乐园中有“读书堂”数十屋，规模“小”、“亦小”，此外还有浇花亭、弄水轩、种竹斋、见山台、钓鱼庵、采药圃，形成独乐园七景，司马光一一作诗记之。李格非点出，独乐园“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由于主人盛名在外，独乐园吸引了不少游客。春季游园时节，游客们都会给守园人一点茶汤钱，守园人因此还发了笔小财。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高居翰说此图有可能是仇英临摹的李公麟画作，亦有可能是仇英基于《洛阳名园记》和《独乐园记》，根据想象画就）。来源：高居翰等，《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

园林们见证着时代更迭。唐宋之际的大变革，不仅改变了选仕途径、文化气象，其一个小小的副产物，便是对园林风格的影响。在财富集中的门阀贵族社会，拥有大量田地的贵族们，能够建造并雕琢规模庞大的园林。唐以前的园林，动辄绵延数十里，把山川河流都能收入囊中。及至唐朝，面积已逐渐缩小，占据一坊面积的园林已算大的了。

经由五代，进入宋朝，财富的拥有阶层愈发扩大，园林从帝王和门阀贵族家的禁地，逐步走入寻常人家，不仅官僚士大夫能修建自己的园林，连富有的商贾也能造园。园林逐步走入城市，缩小规模。其风格从包揽山川疏阔转变为空间造景，真山变为土山甚至是石山，水面从湖面缩小为水池。从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可以看到，当时的园林理念已经是收敛性的了，开始打造曲折缠绕的空间。如刘氏园，能在狭小的台上布置多种建筑——“楼横堂列，廊庑回缭”。

建筑与园林的一儒一道，体现着文人世俗与精神生活之间交锋的现实。建筑需按等级规制修建，遵循的是儒家思想，园林则充满着对仙境的诸般想象、对他世的向往、对内心的寻索。有了园林，文人们开始把内在需求浸透于外在园林的营造中去，虽“不得不”入仕，在红尘中打滚，却还好能退居小园，寄情于园内“山水”，并用松、竹等植物象征情怀。这些以陶渊明、王维为偶像的士大夫们，在属于自己的微观自然中，体会着委曲求全版的隐逸生活。文人精神从“放”到“收”的转变，在此可见一斑。

园林本身就是时代更迭。“繁华胜丽过尽，一时至于荆棘。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李格非如此作结。隋唐时期，公卿贵戚们在洛阳的豪宅共有千余所，如今园景只余废墟、楼台沦为灰烬。公卿大夫们一心想要退于园林之中，却忘了自身与时局共进退。即使姹紫嫣红开遍，却只能付诸断壁颓垣。今朝的盛景，也会沦为明朝的废墟。李格非写作此文的深意，便是如此。离乱之殇，就在三十年后。

从洛阳移步回东京，园林却并没有缺席。往外走，从城东到十五里之独乐冈，城西到三十里之板桥诸园，城北到二十里之苍王坟，城南到八九里之青城，东京城方圆百里之内，并无闲地。东京园林主要分为皇家园林、寺庙园林和私人园林三类。据宋人袁絅记载，城南主要是玉津园、佛园子、王太尉园、孟景初园，陈州门外的园林最多，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奉灵园、灵嬉园；城东宋门外有麦家园、王家园；城北有李驸马园；城西则有下松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枫窗小牍》）。加上城内共计百十座园林，比起洛阳来毫不逊色。

玉津园、宜春苑、琼林苑和瑞圣园，并称东京四园苑，均为官办园林。玉津园位于城南南熏门外，始建于后周世宗显德年间，又名南御苑，宋朝予以扩建，成为皇帝举行南郊大祀的场所。玉津园的景致以自然风光为主，建筑较少。这园一半是稻田，加上引了闵河水入园，水面、林木、田园之景交织错落，野趣盎然。苏轼曾有《游玉津园》一诗写道：“不逢迟日莺花乱，空想疏林雪月光”。莺花乱，雪月光，寥寥数笔，已是一幅足够雅致的画面。这里甚至还有个饲养外国朝贡来的珍禽野兽的动物园，其中包括四十头大象，还有狮子、犀牛、孔雀、白驼……然而玉津园并不对外人开放，北宋后期连皇帝都甚少驾临，成为寂寞空庭一座。

玉津园示意图 来源：秦宛宛《北宋东京皇家园林艺术研究》

同样寂寞的还有宜春苑。宜春苑位于新宋门外道南，最初是秦悼王赵廷美（宋太宗之弟）的园林，宋初曾在此举行进士宴。宜春苑以花木闻名，编植牡丹及缠枝杂花，是京城春意最浓烈的场所。后因秦悼王赵廷美被贬事件，皇家无意对此多做修葺，长此以往，园子逐渐破败。在王安石的诗里，虽然“树疏啼鸟远，水静落花深”，却已“无复增修事，君王惜费金”了。

比较起来，城西顺天门外南北相对的琼林苑和金明池，要亲切生动得多。作为皇家园林，每年三月初一到四月初八，琼林苑与金明池便会开放，供市民游乐。每到二月末，御史台在宜秋门贴出告示：“三月一日，三省同奉圣旨，开金明池，许士庶游行。”开池当天，锣鼓喧嚣，笙歌四起，士庶之家争相前往。整个开放期间，连刮风下雨也阻挡不了热辣辣的人流。每逢举办水戏和争标时，整个东京城的人几乎都云集于此，以至于在仁宗年间还出现了踩踏事故。

琼林苑以园林景观为胜，入门牙道旁尽是奇松异柏，两侧分布有石榴园、樱桃园，更有允许酒家经营的楼榭，甚至在射殿之南开辟了供都人踢球的运动场所。苑内东南侧建有高达数丈的华觜冈，上有金碧辉煌的横观层楼。拾级而上，沿路可闻见园内素馨、茉莉、山丹、瑞香、含笑等南方进贡来的沁人花香，更有月池、梅亭、牡丹等不计其数的小亭子，十分养眼。

金明池开凿于太平兴国元年，当时太宗动用三万五千人修建，并引金水河注之，花了四年才修成。金明池最初修建，是用于操练水军，后失去其军事意义，逐渐演变成一个市民游乐园，主打节目为“水嬉”——即具有表演性质的水战。这一切的改变发生于雍熙四年。

雍熙三年，宋太祖挥师北伐，却大败而归，自此彻底放弃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念头。雍熙四年之前，凡与金明池相关的记载，都与操练水战有关。从雍熙四年开始，水战才从金明池正式退场。“（雍熙四年）丁未，幸金明池，观水嬉，遂习射。琼林苑登楼，掷金钱缯财于楼下，纵民取之。”（《宋史》）到了真宗朝，澶渊之盟落定，虽有些狼狈，但到底算是太平了。正是从那时开始，天子游幸金明池才和上元节宣德楼观灯等一道，成为了雷打不动的皇帝年度大型与民同乐活动（哲宗年间暂停数年）。金明池开放期间，不仅百官都能自由游玩，连园内发生些小纠纷，官府也不予追究。

金明池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左右，池畔载有许多高大的柳树。走入池门，南岸西去百余步便是临水殿，与琼林苑内的射殿隔街相望。西行几步，一座仙桥通向池中央的水心殿，皇帝的御幄便设于此。仙桥南岸立有棂星门，门里相对搭起两座彩楼，每逢争标作乐，都有妓女列队其上，让人舍不得移开眼睛。池北岸则是停泊龙舟的船屋“奥屋”。池东岸道路临水一侧都搭有帷幕，一到旺季便出租给欲观赏争标的市民，道路东侧则被各式酒店、赌场、勾栏……占领。光看就知道有多热闹了。

金明池想象复原平面图，李路珂《古都开封与杭州》

北宋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页，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柳永用《破阵乐》一词写活了金明池的争标胜景。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

时见。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舸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罄欢娱，歌鱼藻，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晚。”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是池畔景色之美；“两两轻舸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则是争标场景之盛。袁絅曾忆道少年时在金明池的见闻，只见得：“船舫回旋，戈船飞虎，迎弄江涛，出没骤散，倏忽如神，令人汗下”，足见其精彩。惊心动魄的争标结束后，皇上赐宴群臣，此时百戏上演，水傀儡、水秋千戏于水波之上，岸边乐声同样大作，一派欢天喜地之景。

但也有人特意避开了池畔的喧闹，另寻自己的快活去了。

比如司马光。庆历六年（1046）某日，他和几名馆阁同事一道，从金明池后门进到园内玩耍。感谢古时文人每逢大小事均要作诗记录的习惯，留下以下记载，供吾等琢磨回味（司马光《同舍会饮金明沼上书事》）。

日华骀荡金明春，波光净绿生鱼鳞。

烟深草青游人少，道路苦无车马尘。

石渠诸君职事简，载酒撷花畏花晚。

浮舟逐胜任所之，箕踞狂歌扣舷板。

眼花耳热气愈豪，掷杯击案声嗷嗷。

惊沙飒飒绕洲渚，鱼龙迁去避我曹。

人生大料无百岁，贵贱贤愚同一致。

在家肴蔌馀几何，一日风光不宜弃。

金明池的后门位于池西，确实游人稀少，只有一些人在此默默钓鱼（需要在池苑所买牌子方能垂钓，钓上来另付高价买鱼，现场食用，商业头脑简直一流）。那一年的司马光才二十七岁，他和小伙伴一起喝酒、采花、泛舟，兴起之时甚至敲打船板唱歌，渐渐眼花耳热了，于是“掷杯击案声嗷嗷”。一派少年桀骜心气，和后来独乐园著书时的心境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皇帝和文人，金明池是极特别的存在，在诗词中亮相颇多，多为咏物抒怀，描述一下景色美妙后再寄托一些自己的情怀。市民生活可管不了这么许多，有诗为证：“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王安石《临津》）。再老实本分的人，一走入金明池，都会敞开胸怀。怨不得欧阳修评论“谨愿者亦复为之”，似乎在捋须叹气。

在话本小说里，画风可就不同了，金明池赏游可与上元灯节媲美，是一等一的艳遇发生地。在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男主角范二郎正是在金明池内的茶坊与女主角周胜仙一见钟情。至于《金明池吴清逢爱爱》，标题便已说明一切。说的正是吴员外之子吴清游玩金明池引发的风流韵事。

与洛阳比起来，东京的园林文人气要弱得多。一是由于在文人造园的条件上先天不足，没有大片用地（主要是没有钱）支撑造园，导致出名的园林都属于皇家或权臣（如蔡京、童贯）。童贯的园林号称京师第一，蔡京的园林更是遍布京师，不为人所称道。这些园林豪华有之，热闹有之，但文人特有的情怀却少了许多。加之东京没有洛阳自然的山川盛景，少了几分宏大叙事的背景，惟余市井的蓬勃生气。试想，若是李格非在东京出门赏园，既看不到邙山，也听不见洛水，目之所及又全是穿红戴绿的市民，要么踢球，要么关扑，要么喝酒，在如此基调下，家国情怀真不知从何说起。

著名艺术家宋徽宗对东京没有山这件事耿耿于怀，于是干脆自己造了座山——艮岳，“花石纲”便是为了修建艮岳。政和五年，艮岳开始修建，七年后宣告完工。艮岳突破了原有宫城的范围，进而又突破了内城的城墙，面积达到周围十里之大，山高九十尺，上面常弥漫着人造的烟雾，有如仙境。徽宗不无得意地夸奖自己一手打造的艮岳，说它集合了“天台、雁荡、凤凰、庐阜（山）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元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胜绝”，并专门写了词藻华美的《艮岳记》，来细细描述艮岳，总之就是有山，有石，有花，有木，有亭台楼阁，有珍禽异兽。他自我陶醉道：“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力所能为者”。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没过几年便是靖康，管你奇花异石、人间仙境，都轻轻巧巧地变作一片废墟。李格非所谓“园林兴废，世俗盛衰”一语成箴。不知宋徽宗命丧五国城之时，是否还能想起自己在艮岳筑就的那个梦一般的仙境。

即使抛去沉重的家国离乱不谈，人们总奢望能造出一片山水来寄情，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除非索性不在红尘中翻滚，彻底回归园林，不然，园林再巧再美，也不过是自己骗自己。亦或不要给园林赋予太多的情怀或含义，心外无物，无心外之物。

谁又能说金明池不是个好园子呢？至少身处其中的人都曾经是快乐的。

参考资料：

1.【宋】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2.【清】徐松辑/高敏点校，河南志，中华书局

3.高居翰、黄晓、刘珊珊，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三联书店

4.周宝珠，北宋时期的东京洛阳，史学月刊，2001年第4期，p109-116

5.贾珺，北宋洛阳私家园林考录，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十辑

6.汉宝德，物象与心境—中国的园林，三联书店

7.【元】脱脱等，《宋史》；

8.【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9.周宝珠，《北宋东京的园林与绿化》，河南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

10.周宝珠，《北宋东京研究》；

11.秦宛宛，硕士论文《北宋东京皇家园林艺术研究》，河南大学，2007年

12.刘方，博士论文《宋代两京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