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熙宁年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以写《资治通鉴》为由申请退居洛阳。其实，早在仁宗朝，洛阳就已流行文人交游集会，欧阳修便曾与张尧夫、王几道等七人组成“洛中七友”。王安石变法期间，集会更加盛行，其中以反对新法的“耆英会”影响最大。此会顾名思义，是一个老年社会活动团体，以富弼为首，还有司马光、文彦博、刘几等十三个平均年龄七十多岁的老头（司马光最年幼，六十四岁）。文彦博同时组有“同甲会”，会中有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司马光也领衔组了个“直率会”。旧党们用各种会进行排列组合，频频相聚，抨击新法，洛阳于是成了旧党的大本营。


  • 司马光的“独乐园”目睹了这一切风云际会。独乐园的名字出处是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司马光说“与人乐乐、与众乐乐”乃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而孔子的“乐与颜回”的乐乃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因此，各尽其分而安之，就是他所理解的快乐了。当他谈及自己的独乐园时，谦虚地说“卑小不可与他园班”……


  • 千万别信。独乐园占地面积足有二十亩——万余平方米，以现代的标准来看，离“卑小”一词相去甚远。然则与洛阳的其他豪园相比，独乐园确实是简朴的文人园风格。这点可以由李格非来证明。他记载道，独乐园中有“读书堂”数十屋，规模“小”、“亦小”，此外还有浇花亭、弄水轩、种竹斋、见山台、钓鱼庵、采药圃，形成独乐园七景，司马光一一作诗记之。李格非点出，独乐园“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由于主人盛名在外，独乐园吸引了不少游客。春季游园时节，游客们都会给守园人一点茶汤钱，守园人因此还发了笔小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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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高居翰说此图有可能是仇英临摹的李公麟画作，亦有可能是仇英基于《洛阳名园记》和《独乐园记》，根据想象画就）。来源：高居翰等，《不朽的林泉—中国古代园林绘画》


  • 园林们见证着时代更迭。唐宋之际的大变革，不仅改变了选仕途径、文化气象，其一个小小的副产物，便是对园林风格的影响。在财富集中的门阀贵族社会，拥有大量田地的贵族们，能够建造并雕琢规模庞大的园林。唐以前的园林，动辄绵延数十里，把山川河流都能收入囊中。及至唐朝，面积已逐渐缩小，占据一坊面积的园林已算大的了。


  • 经由五代，进入宋朝，财富的拥有阶层愈发扩大，园林从帝王和门阀贵族家的禁地，逐步走入寻常人家，不仅官僚士大夫能修建自己的园林，连富有的商贾也能造园。园林逐步走入城市，缩小规模。其风格从包揽山川疏阔转变为空间造景，真山变为土山甚至是石山，水面从湖面缩小为水池。从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可以看到，当时的园林理念已经是收敛性的了，开始打造曲折缠绕的空间。如刘氏园，能在狭小的台上布置多种建筑——“楼横堂列，廊庑回缭”。


  • 建筑与园林的一儒一道，体现着文人世俗与精神生活之间交锋的现实。建筑需按等级规制修建，遵循的是儒家思想，园林则充满着对仙境的诸般想象、对他世的向往、对内心的寻索。有了园林，文人们开始把内在需求浸透于外在园林的营造中去，虽“不得不”入仕，在红尘中打滚，却还好能退居小园，寄情于园内“山水”，并用松、竹等植物象征情怀。这些以陶渊明、王维为偶像的士大夫们，在属于自己的微观自然中，体会着委曲求全版的隐逸生活。文人精神从“放”到“收”的转变，在此可见一斑。


  • 园林本身就是时代更迭。“繁华胜丽过尽，一时至于荆棘。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李格非如此作结。隋唐时期，公卿贵戚们在洛阳的豪宅共有千余所，如今园景只余废墟、楼台沦为灰烬。公卿大夫们一心想要退于园林之中，却忘了自身与时局共进退。即使姹紫嫣红开遍，却只能付诸断壁颓垣。今朝的盛景，也会沦为明朝的废墟。李格非写作此文的深意，便是如此。离乱之殇，就在三十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