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人李格非身上最明显的标签恐怕是“李清照之父”。因为有个千古第一才女、光芒太过耀眼的女儿，李格非个人的生平事迹反而不太为人所知。实际上，李格非是才思与样貌俱佳的青年才俊，文章受到苏轼赏识，位列苏门“后四学士”。作为一名官员，李格非也是嫉恶如仇、不畏强势，忠于自己内心的思想和主张。李格非营造的良好家风和教育环境，是成长出千古第一才女的重要土壤。
“俊警异甚”的青年学者。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具体的生卒年份均不详。《宋史·李格非传》记载“卒年六十一”，根据他生平行事估算，可能大致生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之后，卒于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之后。
现所存史料中对李格非的生平事迹有大致的脉络记载。《宋史》本传云：“其幼时俊警异甚，有司方以诗赋取士，先生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遂登进士第。”古人为人作传往往惜墨如金，用字简练精准。这条记载中提到李格非“俊警”，可以理解为俊敏机警，可见青年时期的李格非意气风发，是一名才气与样貌俱佳的青年才子。北宋沿用唐制，以诗赋取士，但李格非喜欢在经学上下功夫，并最终成为一名知名学者。
回看李格非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语文课本上“背诵天团”竞相争辉的时期。“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柳永(984—1053)，婉约词的艺术风格已经炉火纯青，市井之间早已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同是婉约派词人的晏殊(991—1055)仕途几经浮沉后已官至宰相，他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第七子晏几道(1030—1106)，正是“金鞍美少年，去跃青骢马”的年纪。在后来的上千年中都堪称风华无双的苏轼(1037—1101)，已经快要出落成一名清俊少年。而与李格非大致同龄的文人，则有黄庭坚、秦观等。可以说，李格非出生在一个文化最丰盈、繁盛的时代。
李清照在《上枢密韩公诗二首》诗序中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李清照所提到的“韩公”正是韩琦。《宋史·韩琦传》载：“琦蚤有盛名，识量英伟，临事喜愠不见于色。论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为学士临边，年甫三十，天下已称为韩公。”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又擅词和书法，堪称一代名士。李格非出自其门下，自然受到了很好的熏陶。李清照晚年曾在诗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
李格非中进士时大约30岁。仕途之初，他曾任冀州(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试学官，后为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教授在北宋时是在州学设置的学官，负责该州考核学生、执行教规等事务，是清贫之职。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
大约在李清照两岁时，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李格非入京为官，任职于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先后任太学录、太学正、太学博士等职。
与苏轼和同时代文人多有交往
在京任职期间，李格非曾从苏轼游，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宋史》本传中称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有学者考证，苏轼于元祐四年(1089)七月出知杭州到任，元祐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诏归，五月下旬抵京，八月出知颍州。据李清照研究专家徐培均《李清照年谱》，元祐六年“格非官太学博士，俄转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格非之任此职，当在本年十月哲宗驾幸太学之后”。由此推断，李格非为太学博士时苏轼正在京师，他“受知于苏轼”应该在这一年六至八月间。
至于李格非与苏轼交往的具体情况，现存史料中鲜有直接记载。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载：“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裔夷以势役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其知言哉!”邵博从李格非的名作，想到他是出于苏轼之门，也是在嘉许苏轼门生之才华。明人杨慎《词品》中说过：“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苏东坡之门，公大奇之。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号‘苏门四学士’，东坡待之厚，每来，必令侍妾朝云取密云龙(茶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廖明略也。”通过这一故事，可以看出苏轼对包括李格非在内的“后四学士”的礼遇情况。
李格非与当时的许多文学大家也多有往来。他与黄庭坚多有唱和，黄庭坚去世后，他还特地撰写了挽诗以寄托哀思。他与晁补之交往甚密，元祐四年(1089)，晁补之曾为李格非作过一篇《有竹堂记》，记述了李格非当时的生活状况：“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读，为文章数十篇。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须臾盈卷轴。”从晁补之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李格非不但是一个勤奋的人，也是一个才气不凡的人。
李格非与张耒亦有深交，他们之间长期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李格非南下路过樊口(今湖北鄂州)时，遇到了刚刚游完庐山的张耒，李格非雇了只小船送张耒过江，二人在船上叙旧赋诗，饮酒唱和，分别时恋恋不舍。李清照17岁时作的长诗《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就是和张耒《题中兴碑后》的作品。
嫉恶如仇的山东人性格
李格非既然受知于苏轼，并且与政坛上许多文人皆有往来，再加上女儿李清照的夫家也是与风云际会密切相关之人，李格非的仕途也必定受到各派政治斗争的影响，为官经历也与苏轼的宦海浮沉相关，官职屡经变动。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被贬官至惠州。当时，新党中坚章惇命李格非任检讨官编写《元祐时章奏》以打击元祐旧臣。李格非却拒不任职，亦不编写，被列入“元祐党籍”，外放为广信军通判。
以上事件可以看出，李格非是一名是非分明且非常有原则性的文人，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政治主张，亦不屈服于权威。除此之外，李格非性格中还有嫉恶如仇的一面，这是典型的山东人性格。《宋史》本传中还记载了他在江西上饶做官时的一件事情：“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奸，杖而出诸境。”一名道士妖言惑众、骗取钱财，李格非遇见了竟然命人将道士从车上拖下来痛打一顿，驱逐出境，当地百姓莫不称快。
李清照的性格是在特殊的家庭氛围与教育环境中形成的，这对其卓越的识见、过人的才华的形成与发展皆有助益。据文献记载，李清照的生母在她出生后第二年去世，李格非在女儿八岁时才续弦。所以李清照的幼年时期，父亲的行事作风以及为人处世方式，对她均有极深刻的影响。李清照的继母是宰相王拱辰孙女，也是出身于文化素质一流的仕宦之家。另据文献记载，李清照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金石录后序》云：“有弟迒任敕局删定官。”李迒的职务，大抵是皇帝身边从事文秘工作的官职。李清照与弟弟的关系比较亲密，她晚年流落江南孤苦无依时，有段时间寄居在这个弟弟家，并且受到弟弟的真诚照料。
纵观李格非一生所任职的官职，大多是文官且与教育相关。他多年的教育教学经验、精湛的学术造诣、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以及清正刚直、疾恶如仇的个性对子女大有裨益。清人陈景云在评价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时说：“其文淋漓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耶。”这是赞扬李清照，更是对李格非文风、家风的肯定。
据史料记载，李格非著述颇丰，涉文史、文论及诗词等，遗憾的是多已散逸。除了《洛阳名园记》外，流传较多的是一首《过临淄》：“击鼓吹竽七百年，临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从这首小诗中也可窥见李格非古朴沧桑、颇有浑成之妙的诗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