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不仅是女词人李清照之父，还是词圣苏轼的门生，与廖正一、李禧、董荣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
李格非一生与宋代其他文人基本一致，同样为国家忧心忡忡，同样陷入党争被排挤出朝廷，遭到贬谪。
李格非画像/网络图-清照网
李格非一生经历了两次贬谪。
第一次是绍圣元年（1094年）。因为章惇是继承王安石遗志的变法派领袖，所以这年宋哲宗任用章惇为相。章惇上任后就开始编纂整理元佑年间诸大臣上给皇帝反对变法章疏，并让李格非出任检讨一职。由于李格非的老师苏轼就是当初反对变法的，这次编纂整理就是对当初反对变法大臣的一次清算。所以李格非就拒绝就职，因而得罪了宰相章惇，遂被外放为广信军通判。
但是到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又被召回出任校书郎，著作佐郎；后到绍圣四年（1097年），再次升任礼部员外郎。
第二次是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先后将左相韩忠彦、右相曾布贬出朝廷，重用蔡京。蔡京为了把持朝政，就将曾经反对自己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并在德殿门外树立“元祐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并规定凡是碑上人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允许不得返回。李格非也名列其中，因此也被罢官回家。
直到崇宁五年（1106年），朝廷拆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为“元祐党人”平反。李格非被重新启用，但是只是给与虚职监庙的职务。所以后来李格非仍然一直生活在老家。
至于李格非什么时候去世的，不得而知，《宋史·李格非传》仅仅记载其去世的哪一年为六十一岁。李格非也如同苏轼这些造贬谪的文人一样，忧国忧民，在得不到重用的时候寄情于山水，最后估计也是郁郁而终。
李格非就曾编撰《洛阳名园记》，里面对洛阳名园盛况进行了详尽描绘，同时反映了统治阶级、达官显贵的日益腐化，寄托了自己对国家日益衰退的忧思。李格非也经常寄情于山水，根据《历城县志》记载，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就陪同时任齐州知州梁彦深游览了山东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在石壁上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