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不仅是女词人李清照之父,还是词圣苏轼的门生,与廖正一、李禧、董荣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

李格非一生与宋代其他文人基本一致,同样为国家忧心忡忡,同样陷入党争被排挤出朝廷,遭到贬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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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格非画像/网络图-清照网

李格非一生经历了两次贬谪。

第一次是绍圣元年(1094年)。因为章惇是继承王安石遗志的变法派领袖,所以这年宋哲宗任用章惇为相。章惇上任后就开始编纂整理元佑年间诸大臣上给皇帝反对变法章疏,并让李格非出任检讨一职。由于李格非的老师苏轼就是当初反对变法的,这次编纂整理就是对当初反对变法大臣的一次清算。所以李格非就拒绝就职,因而得罪了宰相章惇,遂被外放为广信军通判。

但是到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又被召回出任校书郎,著作佐郎;后到绍圣四年(1097年),再次升任礼部员外郎。

第二次是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先后将左相韩忠彦、右相曾布贬出朝廷,重用蔡京。蔡京为了把持朝政,就将曾经反对自己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并在德殿门外树立“元祐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并规定凡是碑上人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允许不得返回。李格非也名列其中,因此也被罢官回家。

直到崇宁五年(1106年),朝廷拆毁元祐党人碑,大赦天下,为“元祐党人”平反。李格非被重新启用,但是只是给与虚职监庙的职务。所以后来李格非仍然一直生活在老家。

至于李格非什么时候去世的,不得而知,《宋史·李格非传》仅仅记载其去世的哪一年为六十一岁。李格非也如同苏轼这些造贬谪的文人一样,忧国忧民,在得不到重用的时候寄情于山水,最后估计也是郁郁而终。

李格非就曾编撰《洛阳名园记》,里面对洛阳名园盛况进行了详尽描绘,同时反映了统治阶级、达官显贵的日益腐化,寄托了自己对国家日益衰退的忧思。李格非也经常寄情于山水,根据《历城县志》记载,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就陪同时任齐州知州梁彦深游览了山东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在石壁上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