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字文叔，济南章丘人，生卒年皆不详。人们知道李格非，大概多是因为他是李清照的父亲，先知女后知父。那么，李格非除了是李清照的父亲，还有哪些事情是为后人道的？
李格非
绝世美男，才貌双全
李格非是进士出身，其生平事迹被写入《宋史》，青史留名，“俊警异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集帅气英俊、智慧才学于一身，人群中闪耀。
据《宋史》记载：“格非苦心躬于辞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可见其多么勤奋好学，天赋异禀还如此努力。
李格非自己曾说：“文不可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他主张为文以“诚”，著文以“感情”。
位下名高，家学渊源深厚
李家是书香门第，李格非的父祖辈，曾拜于北宋大学士韩琦门下。
李清照曾在诗中这样回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足见，李格非当时的名声之高、影响力之大。
熙宁九年（1076年），“有司方以诗赋取士”，而李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遂登进士第”，这一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他不仅才学博深，而且性格刚直不取巧。
为官安于职守，刚直清正廉洁
李格非中进士后，曾经做过山东郓州教授，后来还做过太学录、太学正、太学博士等文职。在郓州为官期间，日子过地十分清贫，郓州太守有意让他兼任其他官职，李格非断然拒绝。
在江西上饶做官的时候，李格非曾遇到过一个专门骗钱的道士，道士妖言惑众、危言耸听，尤其影响当地的社会风气，道士出门还总爱乘车。
有一次李格非乘车出门办事，两车狭路相逢，李格非命手下人把那道士拖出车来，拉至路边，让他跪在地上，历数他的罪状，用棍棒将其痛打一顿，驱逐出境。刚正之气可窥。
而且，李格非不随世俗，凡事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当时文人纷纷使用收藏好墨，并引之为雅举，李格非对此颇看不惯，曾撰写《破墨癖说》，认为“碔砆之所以不可为玉，鱼目之所以不可为珠者，以其用之才异也。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
并由此感慨叹道：“嗟呼，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实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由世人用墨为贪慕虚荣之怪习而联想到天下治乱，其独立之见解及忧国忧民的志士精神可见一斑，而这也悄悄地影响着自己的女儿李清照，润物无声。
学养有素，跻身“苏门后四学士”
元祐六年1901年，李格非凭借一手好文章受知于苏轼，官至博士，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同在馆职，俱有文名，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
既然受知于苏轼，李格非半生的为官经历就与苏轼在宦海的沉浮相捆绑，官职屡经变动。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被贬官至惠州。当时，章惇命李格非任检讨官编写《元祐时章奏》，以打击元祐旧臣，李格非拒不任职，亦不编写，被列入“元祐党籍”，外放为广信军通判，远离清照母女。
好在，一年之后，李格非又被朝廷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借此机会，李格非专心著述，写下了自己的传世之作《洛阳名园记》。
《洛阳名园记》是李格非的代表作。在洛阳，李格非考察了唐代名园的兴废过程，对洛阳19处名园做了详细记述，借之真切表达了自己的忧天下之思。
李格非在文章最后发表了一段极有价值的议论，“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侯也……”，字里行间漾溢着作者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春风化雨，教女有方
李格非在而立之年中了进士，他精通儒家经典，藏书量更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精神富足，两袖清风。女儿才高过人，与父亲底蕴深厚、日久熏陶不无关联。
神宗元丰七年，李清照出生，李格非心中从未有过男尊女卑的观念，不信“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对女儿的宠爱溢于言表，对女儿的教育也是以身作则进行引导，让其健康快乐地自由成长。
轻松快乐的氛围让女儿活泼好动的天性得以释放，李清照经常在侍女的陪伴下，带上一壶小酒出门游玩，好不自在。就如李清照在《如梦令》中所写的：“常记溪头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说起李清照贪玩，我们可不要以为堂堂“词国皇后”和“千古第一才女”是玩出来的，李清照在学习上是十分自觉刻苦的，她常在父亲书房去翻阅书藉、徜徉于文字之间，夜以继日地练习写作。父亲的博学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是才女清照初长成的丰厚沃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