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园林——宋代园林史

宋代可算得上是我国园林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宋代诗词不仅强调人的主观意绪，对于感情的体察也非常细致；画作更讲究寓意，寄兴，赋予人文精神。到了宋代，文人的山水画作为士大夫表现其林泉之思和佛道旨归的一种手段的这种情趣的渗透和表达更加自觉；讲求含蓄寄兴，更成为一种品评画风高下的标准，并上升为美学理论。郭熙把自己著名的绘画理论著作取名为《林泉高致》，其中写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之一，即在于避尘嚣而亲渔樵隐逸”。

宋代可算得上是我国园林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宋代诗词不仅强调人的主观意绪，对于感情的体察也非常细致；画作更讲究寓意，寄兴，赋予人文精神。到了宋代，文人的山水画作为士大夫表现其林泉之思和佛道旨归的一种手段的这种情趣的渗透和表达更加自觉；讲求含蓄寄兴，更成为一种品评画风高下的标准，并上升为美学理论。郭熙把自己著名的绘画理论著作取名为《林泉高致》，其中写道：“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之一，即在于避尘嚣而亲渔樵隐逸”。

宋代作为我国园林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另一个标志就是园林专著和大量“园记”的出现。

“园记”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园林艺术理论或园林美学著作，但是，它有助于了解某个或某些园林的美之所在，有助于了解造园思想、历史沿革、所在地望、建园经过、景观特色、结构功能、审美经验等，可说是对某个或某些园林所作的美学速写或文学素描，其中有许多可贵的潜态的园林美学思想资料。园记肇于唐代，但白居易的《草堂记》、《池上篇序》和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等，还不能算是标准的源记。到了宋代“园记”开始大量出现，其代表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和南宋周密《吴兴园林记》。

《洛阳名园记》是有关北宋私家园林的一篇重要文献，它记述了作者所亲历的当时比较名重的园林19处，大多数是利用唐代废园的基址，其中18处为私家园林。属于宅园性质的有6处：富郑公园、环溪、湖园、苗帅园，赵韩王园、大字寺院；属于单独建置的游憩园性质的有10处：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独乐园、刘氏园、丛春园、松岛、水北胡氏园、东园、紫金台张氏园、吕文穆园；属于以培植花卉为主的花园性质的有两处：归仁园、李氏仁丰园。《洛阳名园记》对所记诸园的总体布局以及山池、花木、建筑所构成的园林景观描写具体而翔实，可视为北宋中原私家园林的代表之作。南宋著名词人周密的《吴兴园林记》出自他的散文笔记《癸辛杂识》，后人别出单行本，名《吴兴园林记》。作者记“常所经游”的吴兴（今浙江湖州）园林三十六所，所记虽简略，却可见当时湖州园林之盛，且从中也可见其时湖州园林构筑、布局各具特色。

《洛阳名园记》和《吴兴园林记》是一种群体园记，还有一些记个别园林的园记，如苏舜钦的《沧浪亭记》、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朱长文的《乐圃记》、沈括的《梦溪自记》、洪适的《盘洲记》、陆游的《南园记》、冯多福的《研山园记》；记宫苑的有赵佶的《艮岳记》、张淏的《艮岳记》、祖秀的《华阳宫记》等。

园林理论著作方面则产生了杜綰《云林石谱》。《云林石谱》大约成书于徽宗重和元年至高宗绍兴二年间，是我国古代载石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一部石谱。全书约14000余字，涉及名石共116种。作者详细考察了这些名石的产地，还细数其采取方法、形状、颜色、质地优劣、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坚硬程度、纹理、光泽、晶形、透明度、吸湿性、用途等方面的各自特点，并按其性质进行了分类。书中记载的石头产地范围广达当时的82个州、人。字号、生卒年不详。唐玄宗开元十二年甲子科状元及第，开元二十三年又登王霸科，官至京兆府司录参军，不显而终。杜家为望族，世代为官，入相者达十一人。其子杜黄裳，于宪宗朝为相，封邠国公。《云林石谱》除上述内容外，还介绍了各种岩石的用途，如造假山，制研屏，制砚以及其他器具、玩具等。还介绍了当时工人加工石材的方法。在园林美学方面，宋徽宗赵佶作为道君皇帝，开始对太湖石的审美，并实际运用到皇家园林“艮岳”的建筑之中。他在艮岳中以太湖石垒海上神山，在自然风光中契合道家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