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格非和他的《历下水记》

李格非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清照网配图

　从济南市区向东南行走七里多路，便到了济南名山之一的佛慧山下。

　佛慧山，又名大佛头山。唐代名刹开元寺的遗址便在此山的半腰间一处平地之上。而名列济南“七十二泉”的甘露泉则在寺内东北石崖上。这里四山环抱，松柏笼罩，藤萝森翠，环境十分清幽。

　远在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年间，齐州的士大夫们十分喜爱登临佛慧山，而开元寺便是他们赏泉畅饮的地方，因而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文人题咏的题刻。如今，在寺内的南壁上还保留有宋人题名五种，其中最有意义的当属宋代著名学者李格非的题名石刻，可惜现今仅存十余字，已不易辨识。我们只有借助清道光年间成书的《济南金石志》得以窥见其原文。据《济南金石志·卷二·历城石》记载：

　大观二年三月八日，左散大夫、知州事梁彦纯之来游。与会者六人：朝请大夫、新差知濮州武安国元礼，朝奉大夫、新差知金州张朴，朝请郎李格非文叔，朝议郎向沈伯武，节度书记李机文渊，录事参军宋昭叔郎。

　从上面碑刻文字的记载中，我们惊喜地发现了“朝请郎李格非文叔”这个名字，它明确地告诉我们：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时任朝请郎的李格非应齐州知州梁彦之约，登临佛慧山。

　李格非，字文叔，北宋齐州属县章丘(今章丘市)人。一说历城人。幼年家事清贫。早年用意经学。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元祐中为太学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故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号称苏门“后四学士”。后历仕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等职。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以列名元祐党籍，罢职。刻石中提及的这次与齐州知州梁彦等人同游佛慧山开元寺，便是李格非罢官不久，以“朝请郎”的赋闲空衔在故乡济南闲居时期的事儿。

　说到李格非在济南，不能不提他的《历下水记》。清代诗人王初桐在《济南竹枝词》中咏道：

　勾稽七十二名泉，每抚残碑恨转生。

　闻说当年李文叔，济南水记最详明。

　该诗的题注说：“《名泉碑》不知何人所立，总七十二泉，远至仲宫、灵岩诸泉俱载；而华不注之华泉，明水镇之净明泉，皆失不取，盖残金俗笔。李文叔曾著《济南水记》，惜不传。”

　李格非一生著述甚丰，但可惜的是，除了《洛阳名园记》一书传世外，其余均已散佚。《历下水记》这部名泉文献也早在金元时便已失传了。如今，我们只能从宋代张邦基所著的《墨庄漫录》中读到它的梗概。据该书记载：“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冷，凡三十余所，如舜泉、爆流、金线、真珠、孝感、玉环之类皆奇。李格非文叔作《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曾子固诗‘爆流’作‘趵突’，未知孰是。”张邦基，字子贤，南北宋间江苏高邮人，其所著《墨庄漫录》，共10卷，书中“多记杂事，亦颇及考证”。他在此书中所记宋代济南名泉情况，其依据显然均来自李格非的《历下水记》。难怪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禛读了《墨庄漫录》的记述后，在其所写按语中写道：“按：文叔《水记》宋人称之者不一，而不得与《洛阳名园记》并传，可恨也。”(《分甘余话》卷一)从宋人张邦基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对“叙述甚详，文体有法”的《历下水记》十分推崇。虽然我们今天已无法读到这一有关济南名泉的重要著述，但从《墨庄漫录》引述的这些只言片语中，仍能感受到李格非对家乡泉水的热爱与关注，并从中得以窥见北宋时期济南泉水的真实情况。由于《历下水记》早于金代《名泉碑》问世，而且对济南名泉的记述，仅就数量而言，就与《名泉碑》有较大的不同。而作为阐述济南名泉的一部专著，其内容之详尽，更是《名泉碑》无法比拟的。它无疑是我们研究济南泉水的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难怪王士禛为它的亡佚用了“可恨”二字来表达自己的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