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女李清照，是在何种家庭中长大的？受到何种熏陶？

李清照生长于书香门第，仕宦之家。据她后来的回忆：“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当年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这些诗句表明：她的祖父和父亲虽然地位不很高，但学识渊博，拥有不少门生，在山东济南一带享有盛名。

她的父亲李格非，字文叔，中过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元祐间，“以文章受知于苏轼”， 继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四学士之后，和廖正一、李禧、董荣被称为“后四学士”。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专权，打击元祐党人，这时他正“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 崇宁五年大赦，党人再度叙用，他也终得“与监庙差遣”。

李格非为人孤高耿介，史载他考进士前，“有司方以诗赋取士”，他不以此为敲门砖，而“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在郓州作教授时，郡守怜其贫寒，欲使兼任他官，好增加一些薪俸，他却婉言谢绝。做广信军通判时，他曾把一个宣传迷信、蛊惑百姓的道士重责数十大板，然后驱逐出境。这些都可以看出他是一位能够为百姓做些好事的官吏。

李格非还是一位学问深湛的学者，除《礼记说》（一作《礼记精义》）外，尚撰有《永洛城记》一卷、《史传辨志》五卷，今俱佚；只有《洛阳名园记》传世。《洛阳名园记》记洛阳名园十九处，记述翔实，行文简洁，富于诗意，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但它并不是单纯地写景记事，文中还寓有兴亡之感、讽谕之旨。特别在全书的结尾指出：“公卿士大夫方进字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

根据历史记载，徽宗赵佶为了满足荒淫无耻的生活需要，曾经仿照杭州的凤凰山，在东京营建了周围十余里、峰高九十尺的万岁山。北宋的名公巨卿在西京洛阳、东京汴梁也大都辟有地域广阔的花园。蔡京本已有了一座树木如云的东园，但他贪得无厌，又毁民房数百间再建一座西园。就是早些时候以俭朴著称的司马光也在洛阳营有“独乐园”。李格非对他们这种佚乐行为，不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向他们敲起了警钟，说：“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他的警告，统治者没有听进；但他的预言，却为历史所证实。果然不久，金人入侵，洛阳名园付之一炬。

后人读了这段文字，有的感动得“流涕”， 有的赞叹说：“可以信文叔之言为不苟！” 李格非不仅散文写得出色，且有很高的诗词修养。他“苦心工子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稍滞”。 可见他才思敏捷，文笔酣畅，纵横恣肆，气魄宏大。可惜作品没有流传下来，但他的文艺思想却有所记载。

他提出“诚著”二字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说：“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 所谓“诚著”，就是诗文要有真情实感，要像从心里掏出来的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字字如肺肝出”。

他鉴赏古人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标准。在晋人诗文中，他最推崇刘伶的《酒德颂》和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这两位都是以狂放不羁、傲视一切著称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敢于直抒胸臆，表达真实的思想。李格非的文风和生活态度，都跟他们有相通之处。 李清照还有一位颇有文化素养的母亲。据与李清照同时的庄绰记载，她是汉国公王凖的孙女。《宋史·李格非传》说她“亦善文”。《祖国名媛录》说她“工词翰”。在封建时代，她给李清照所树立的，决不仅是那种三从四德的“懿范”；在诗词创作方面，一定会给女儿以深刻的影响。

清代陈景云说：“李易安……文叔之女也。其文淋漓曲折，笔墨不减乃翁。‘中郎有女堪传业’，文叔之谓耶！”这里以蔡文姬继承父亲蔡中郎（邕）的文学事业来比喻李清照和父亲的关系，是非常恰当的。

李清照生长在文学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年青的时候不但诵读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而且笔记小说、轶事遗闻，无不浏览。封建时代有条件读书的女子，一般只能读些《女诫》、《列女传》之类的书籍；而李清照则在父母的带领下，踏进了广阔的知识领域，从丰富的历史和文学资料中吸取营养。

从她的作品和文艺思想来看，她的确从父母、尤其是父亲那里有所继承。她的词作能够揭示内心的奥秘，她的诗篇能够涉及时政，而她的散文又是那样叙事精当，富于感情色彩。在各种文体里，无论写景、抒情、状物、叙事，在在都留有父亲的流风遗韵。李清照所受的家庭教育是相当优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