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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在李清照两岁时,由郓城教授晋升为太学录。太学录为国子监所属学官,负责管理学生并辅助教学。三年后,李格非升为学正。晁补之《有竹堂记》云:“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此时李清照仍在老家生活,李格非由于得到苏轼提携,仕途亨通,不久后晋升为国子博士。经过些许波折,绍圣二年(1095年),即李清照十二岁这年,李格非任礼部侍郎,在洛阳潜心著作,写出了著名的《洛阳名园记》。


  • 四年后,李清照和叔叔一道,赶在上元佳节的前夕来到京城。李格非接女儿来京,主要还是为了安排她的婚事。待嫁少女,二八年华,李清照却还是心无旁骛地在有竹堂内写作、弹琴(“倚楼无语理瑶琴”)、斗草(“海燕未来人斗草”),她还将一枝江梅移植到了自己卧室的窗外(“手种江梅渐好”)。正是在十六岁这一年,她写下这样一首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


  • 此词一出,震惊京师,“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明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其中就包括李清照未来的夫婿太学生赵明诚及其父赵挺之。赵明诚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中有李清照,其父借势说明诚将作“词女之夫”(《琅嬛记》所引《外传》)。李清照十八岁那年,正式嫁给二十一岁的赵明诚,这对门当户对的璧人在京师过上了甜蜜的新婚生活。每逢初一、十五的太学休假日,李清照都会带钱五百, 与夫婿赵明诚到相国寺选购书籍、碑帖、干果,相对品玩咀嚼,其乐融融。小儿女烂漫心境,今人透过文字仍能体会,真是神仙眷侣一双。(李清照《金石录后续》)


  • 相国寺位于御街以东、大录事巷以北。相国霜钟名列当时的“汴京八景”之一(其余七景,是繁台春色、铁塔行云、金池夜雨、州桥明月、梁园雪霁、汴水秋声和隋堤烟柳)。寺院在当时,并不是纯粹的佛门清净地,而是承担了多重职能:比如旅店,苏家三人第一次来京城时,便住在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院内;再比如交易市场,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最大的瓦市,“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燕翼诒谋录》)“瓦”取“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即当买卖双方来时,此处是为市场,走后便自行瓦解。瓦市一般伴随着庙会开设,一年只有数次,相国寺每月却开足八次。此间交易货品无所不包,飞禽走兽、弓箭果脯、碑帖书籍、绣品首饰、凉席洗漱……曾有人患有顽固脚疾,无药可治,在相国寺买了两粒绿豆后离奇治愈。(孙昇《谈圃卷》)还有卖自己刺绣的尼姑、卖土特产的罢任官员,以及卖肉的和尚。相国寺内曾开设一个卖猪肉的烧猪院,僧人惠明擅做猪肉,在此掌勺,吸引来诸多资深老饕。(《张舜民《画墁录》》


  • 许多人记载了自己在相国寺买书的经历。苏颂进京赶考那年,曾在此竞拍过一本浙本中字《前汉书》。真宗曾问杨大年(974—1020,北宋文学家)是否读过红儿诗,杨大年答不上来,回家跟孙辈说起,甚为悔恨。后来诸孙在相国寺终于寻得一书,里面赫然写明红儿诗的来历。袁褧家藏的《春秋繁露》缺了两页,遍查其他版本(其中甚至包括馆阁藏书)皆如此。结果去相国寺资圣阁前购得一抄本,里面赫然有缺失的两页,顿时“欢喜如得重宝” (《枫窗小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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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国寺平面复原图。来源:张驭寰《北宋东京城建筑复原研究》。


  • 相国寺作为东京城最大的书市,大大满足了文人们的文化需求。这只是东京书籍交易盛景的一个缩影。真宗时,刻板印刷已相当发达(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尚未应用),而东京的印刷技术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也因印书、获书、藏书、读书的方便而大为活跃。当时,官营印刷业和民营印刷业花开两朵,尤以官刻更为领先。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等机构均拥有自己的刻书作坊,主要印刷经典作品,其中国子监刻印的儒家经典作为全国官方教科书来使用。与官营印刷业走经典名著风不同,私营书铺具有极其敏锐的市场嗅觉。他们时刻紧跟当下潮流,大量刻售政论文章、大臣奏议、科举范文等广受欢迎的书籍。政和年间,东京印售张舜民的《画墁集》100卷、奏议10卷,前来购买的人塞满了大街小巷,堪称宋朝的畅销书。


  • 然而随着印刷业的蓬勃发展,如何控制印刷品成为了官府的一桩心事,尤其是那些私营刻书作坊出版的书籍。对“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的印刷品,官府的做法通常是下禁令、毁刻板、捉捕相关人员下狱。景祐二年,驸马都尉柴宗庆印刷发行《登庸集》,被官府以“词语僭越”的罪名毁了刻板,已印好的书籍全被没收,不许流入市场;北宋末年党争中,凡是印售苏轼、司马光文集的,都以“违制论”与元祐党人同罪。(《宋会要·刑法》)


  • 正如书籍交易得益于印刷业的发达,服务行业的背后通常有生产行业的影子。东京的粮草历来依赖于外地的漕运,务农并非城市人的职业选择。宋代的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禁军和官员以外的“坊郭户”们,要么投身于作坊里的生产制造,要么汲汲于店铺的经营买卖。这些行业共计有二百多个,每行都有自己的规矩、地盘,甚至衣物的颜色,“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批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东京梦华录》)


  • 工商业的发展不仅是为服务宫廷和官府需求,同样也服务于市民的需求,贴心又周到。因为坊市制解体,市场随处即是。瓦市之外还有夜市,最有名的如州桥夜市、龙津桥夜市、马行街夜市。商店鳞次栉比,各类买卖一应俱全。人们都习惯了不回家吃饭,连洗面奶都知晓去张戴花洗面药购买,曹婆婆肉饼总是门庭若市,而樊楼灯火是所有人的梦想。“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这栋足有五层楼高的酒楼共由五座楼宇相连接而成,穿梭其中,只见灯火通明,犹如仙境。


  • 经济活跃了,富豪群体脱颖而出。真宗朝宰相王旦曾言及京城富豪数量:“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其资产远高于全国其他地方的富户。这些京城富户们控制着各大行业,最挣钱的行业,例如典当、高利贷、邸店等,都被他们握在手中。官僚们也舍不得眼前的利益,其中不乏经商之人:“都城之下,高门大第,宝货充积,富贵穷极,皆倖臣之所有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商人向往“富”“贵”兼得,争相与贵戚高官攀亲戚。高官亦是如此,曾有官员隐瞒年龄,与经营酒店的家族联姻。官商之间沆瀣一气,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才有了王安石的市易法改革。(此是后话,在此不多提。)不管是做官还是经商,京师看起来都棒极了。于是它像一个大吸铁石,吸引着全国的人口向此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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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宋东京城主要产业简表,来源: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


  • 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无论是士子、还是普通的手艺人,都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旅途才能到达京城。水路通常是最常用的交通方式,苏轼第二次进京便是从四川老家一路坐船前来;苏颂回家服丧时,也是乘坐官船走水路。陆路的交通工具,通常是各类畜力车辆,以及马、驴、骆驼等。陆路沿途得考虑住宿,时有露宿野餐的场景,比起水路来显然更为劳累。驴一度是极受欢迎的交通工具,后被马取代,曾有记载“京师赁驴,途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后,皆乘马也。”(《麈史》)路上相逢,除了人就是驴,面面相觑间想想也是醉了。


  • 京师本更偏北方习俗,来的士子却以南方人居多,只因着南方的经济较之北方更为发达。南方人当时在东京的有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极为突出,引领官场新风尚。惹得北方人看了很不高兴,地图炮不乏有之。神宗年间,宰相陈旭问司马光对人的看法,山西人司马光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指曾公亮与陈旭)皆闽人,二参政(指王安石和唐介)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当着陈旭的面都这么不客气,司马光对南方人意见也是够大了。有说:“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学者革新与急进精神,司马光代表了北方人的传统保守态度。”(钱穆《中国经济史》)作此总结的钱穆先生是江苏人,也略有地图炮嫌疑。


  • 话虽如此,南方人带来了新的饮食风味,北方人对此不会是不欢迎的。最初,只是为服务往来的江南士大夫,有一些零散的南食店和川菜馆开设,到后来,北馔、南食、川饭三大菜系在东京城分庭抗礼。南方菜传入北方,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北方粗放的饮食方式。欧阳修曾专门作诗描述自己吃过的一顿饭,异常直白的言语间满是感叹:“累累盘中蛤,来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识,食之先叹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东南限淮海,邈不通夷华。于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自从圣人出,天下为一家……含浆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争先屡成哗。……”(《初食车螯》)大意是,饮食简陋的北方人啊,昔日鸡肉猪肉对你们都算珍馐了,如今南方美味得以入京,你们这些官员商贾都争先恐后去尝鲜,真是太贪吃啦。


  • 每当人们想起长安,往往是仰望的视角。天朝帝都,雄壮开阔,适合纵马五陵原,挥斥方遒,建功立业。唐人如此,宋人亦是如此。“举头试作长安望,惆怅青山绕郭斜。”(胡宿《宛陵秋望》)空将西望眼,随日到长安”(宋祁《偶书》)这是他们对唐朝强大国力的向往,其间不乏对北宋偏安一隅的些许不甘。而当他们想起东京时,要么是饮食游园之乐,要么是夜市繁华之美,京城在他们心里止步于喧嚣市井。如苏轼记忆里马行街的灯火:“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 (《二月三日点灯会客》)柳永则喜气洋洋地写道:“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嚣鼓。”(《迎新春》)


  • 从贵族到市井,从张扬到内敛,这是唐宋之际的转变。还好坊墙不再了。其实,能想起有烟火气的城市生活,记得相国寺买过的书和干果时有笑意,记得上元夜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刹那失神……对普通市民来说,触手可及的幸福也许更为重要吧。


  • 参考文献

  • 1.周宝珠. 《宋代东京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2.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 《东京梦华录》. 中华书局. 2006

  • 3.明宋濂. 《汴京遗迹志》. 中华书局. 1999

  • 4.陈祖美. 《李清照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5.张驭寰. 《北宋东京城建筑复原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