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生：从李清照和赵明诚买书去处说起

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在李清照两岁时，由郓城教授晋升为太学录。太学录为国子监所属学官，负责管理学生并辅助教学。三年后，李格非升为学正。晁补之《有竹堂记》云：“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傍，而名其堂曰‘有竹’，牓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研，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此时李清照仍在老家生活，李格非由于得到苏轼提携，仕途亨通，不久后晋升为国子博士。经过些许波折，绍圣二年（1095年），即李清照十二岁这年，李格非任礼部侍郎，在洛阳潜心著作，写出了著名的《洛阳名园记》。

四年后，李清照和叔叔一道，赶在上元佳节的前夕来到京城。李格非接女儿来京，主要还是为了安排她的婚事。待嫁少女，二八年华，李清照却还是心无旁骛地在有竹堂内写作、弹琴（“倚楼无语理瑶琴”）、斗草（“海燕未来人斗草”），她还将一枝江梅移植到了自己卧室的窗外（“手种江梅渐好”）。正是在十六岁这一年，她写下这样一首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

此词一出，震惊京师，“当时文士莫不击节称赏”（明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其中就包括李清照未来的夫婿太学生赵明诚及其父赵挺之。赵明诚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中有李清照，其父借势说明诚将作“词女之夫”（《琅嬛记》所引《外传》）。李清照十八岁那年，正式嫁给二十一岁的赵明诚，这对门当户对的璧人在京师过上了甜蜜的新婚生活。每逢初一、十五的太学休假日，李清照都会带钱五百, 与夫婿赵明诚到相国寺选购书籍、碑帖、干果，相对品玩咀嚼，其乐融融。小儿女烂漫心境，今人透过文字仍能体会，真是神仙眷侣一双。（李清照《金石录后续》）

相国寺位于御街以东、大录事巷以北。相国霜钟名列当时的“汴京八景”之一（其余七景，是繁台春色、铁塔行云、金池夜雨、州桥明月、梁园雪霁、汴水秋声和隋堤烟柳）。寺院在当时，并不是纯粹的佛门清净地，而是承担了多重职能：比如旅店，苏家三人第一次来京城时，便住在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院内；再比如交易市场，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最大的瓦市，“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燕翼诒谋录》）“瓦”取“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意，即当买卖双方来时，此处是为市场，走后便自行瓦解。瓦市一般伴随着庙会开设，一年只有数次，相国寺每月却开足八次。此间交易货品无所不包，飞禽走兽、弓箭果脯、碑帖书籍、绣品首饰、凉席洗漱……曾有人患有顽固脚疾，无药可治，在相国寺买了两粒绿豆后离奇治愈。（孙昇《谈圃卷》）还有卖自己刺绣的尼姑、卖土特产的罢任官员，以及卖肉的和尚。相国寺内曾开设一个卖猪肉的烧猪院，僧人惠明擅做猪肉，在此掌勺，吸引来诸多资深老饕。（《张舜民《画墁录》》

许多人记载了自己在相国寺买书的经历。苏颂进京赶考那年，曾在此竞拍过一本浙本中字《前汉书》。真宗曾问杨大年(974—1020，北宋文学家)是否读过红儿诗，杨大年答不上来，回家跟孙辈说起，甚为悔恨。后来诸孙在相国寺终于寻得一书，里面赫然写明红儿诗的来历。袁褧家藏的《春秋繁露》缺了两页，遍查其他版本（其中甚至包括馆阁藏书）皆如此。结果去相国寺资圣阁前购得一抄本，里面赫然有缺失的两页，顿时“欢喜如得重宝” （《枫窗小牍》）。

相国寺平面复原图。来源：张驭寰《北宋东京城建筑复原研究》。

相国寺作为东京城最大的书市，大大满足了文人们的文化需求。这只是东京书籍交易盛景的一个缩影。真宗时，刻板印刷已相当发达（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尚未应用），而东京的印刷技术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也因印书、获书、藏书、读书的方便而大为活跃。当时，官营印刷业和民营印刷业花开两朵，尤以官刻更为领先。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等机构均拥有自己的刻书作坊，主要印刷经典作品，其中国子监刻印的儒家经典作为全国官方教科书来使用。与官营印刷业走经典名著风不同，私营书铺具有极其敏锐的市场嗅觉。他们时刻紧跟当下潮流，大量刻售政论文章、大臣奏议、科举范文等广受欢迎的书籍。政和年间，东京印售张舜民的《画墁集》100卷、奏议10卷，前来购买的人塞满了大街小巷，堪称宋朝的畅销书。

然而随着印刷业的蓬勃发展，如何控制印刷品成为了官府的一桩心事，尤其是那些私营刻书作坊出版的书籍。对“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的印刷品，官府的做法通常是下禁令、毁刻板、捉捕相关人员下狱。景祐二年，驸马都尉柴宗庆印刷发行《登庸集》，被官府以“词语僭越”的罪名毁了刻板，已印好的书籍全被没收，不许流入市场；北宋末年党争中，凡是印售苏轼、司马光文集的，都以“违制论”与元祐党人同罪。（《宋会要·刑法》）

正如书籍交易得益于印刷业的发达，服务行业的背后通常有生产行业的影子。东京的粮草历来依赖于外地的漕运，务农并非城市人的职业选择。宋代的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禁军和官员以外的“坊郭户”们，要么投身于作坊里的生产制造，要么汲汲于店铺的经营买卖。这些行业共计有二百多个，每行都有自己的规矩、地盘，甚至衣物的颜色，“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批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东京梦华录》）

工商业的发展不仅是为服务宫廷和官府需求，同样也服务于市民的需求，贴心又周到。因为坊市制解体，市场随处即是。瓦市之外还有夜市，最有名的如州桥夜市、龙津桥夜市、马行街夜市。商店鳞次栉比，各类买卖一应俱全。人们都习惯了不回家吃饭，连洗面奶都知晓去张戴花洗面药购买，曹婆婆肉饼总是门庭若市，而樊楼灯火是所有人的梦想。“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这栋足有五层楼高的酒楼共由五座楼宇相连接而成，穿梭其中，只见灯火通明，犹如仙境。

经济活跃了，富豪群体脱颖而出。真宗朝宰相王旦曾言及京城富豪数量：“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其资产远高于全国其他地方的富户。这些京城富户们控制着各大行业，最挣钱的行业，例如典当、高利贷、邸店等，都被他们握在手中。官僚们也舍不得眼前的利益，其中不乏经商之人：“都城之下，高门大第，宝货充积，富贵穷极，皆倖臣之所有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商人向往“富”“贵”兼得，争相与贵戚高官攀亲戚。高官亦是如此，曾有官员隐瞒年龄，与经营酒店的家族联姻。官商之间沆瀣一气，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才有了王安石的市易法改革。（此是后话，在此不多提。）不管是做官还是经商，京师看起来都棒极了。于是它像一个大吸铁石，吸引着全国的人口向此云集。

北宋东京城主要产业简表，来源：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

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无论是士子、还是普通的手艺人，都必须经历一段漫长的旅途才能到达京城。水路通常是最常用的交通方式，苏轼第二次进京便是从四川老家一路坐船前来；苏颂回家服丧时，也是乘坐官船走水路。陆路的交通工具，通常是各类畜力车辆，以及马、驴、骆驼等。陆路沿途得考虑住宿，时有露宿野餐的场景，比起水路来显然更为劳累。驴一度是极受欢迎的交通工具，后被马取代，曾有记载“京师赁驴，途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后，皆乘马也。”（《麈史》）路上相逢，除了人就是驴，面面相觑间想想也是醉了。

京师本更偏北方习俗，来的士子却以南方人居多，只因着南方的经济较之北方更为发达。南方人当时在东京的有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极为突出，引领官场新风尚。惹得北方人看了很不高兴，地图炮不乏有之。神宗年间，宰相陈旭问司马光对人的看法，山西人司马光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指曾公亮与陈旭）皆闽人，二参政（指王安石和唐介）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当着陈旭的面都这么不客气，司马光对南方人意见也是够大了。有说：“王安石新政代表南方学者革新与急进精神，司马光代表了北方人的传统保守态度。”（钱穆《中国经济史》）作此总结的钱穆先生是江苏人，也略有地图炮嫌疑。

话虽如此，南方人带来了新的饮食风味，北方人对此不会是不欢迎的。最初，只是为服务往来的江南士大夫，有一些零散的南食店和川菜馆开设，到后来，北馔、南食、川饭三大菜系在东京城分庭抗礼。南方菜传入北方，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北方粗放的饮食方式。欧阳修曾专门作诗描述自己吃过的一顿饭，异常直白的言语间满是感叹：“累累盘中蛤，来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识，食之先叹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东南限淮海，邈不通夷华。于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自从圣人出，天下为一家……含浆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争先屡成哗。……”（《初食车螯》）大意是，饮食简陋的北方人啊，昔日鸡肉猪肉对你们都算珍馐了，如今南方美味得以入京，你们这些官员商贾都争先恐后去尝鲜，真是太贪吃啦。

每当人们想起长安，往往是仰望的视角。天朝帝都，雄壮开阔，适合纵马五陵原，挥斥方遒，建功立业。唐人如此，宋人亦是如此。“举头试作长安望，惆怅青山绕郭斜。”（胡宿《宛陵秋望》）“空将西望眼，随日到长安”（宋祁《偶书》）这是他们对唐朝强大国力的向往，其间不乏对北宋偏安一隅的些许不甘。而当他们想起东京时，要么是饮食游园之乐，要么是夜市繁华之美，京城在他们心里止步于喧嚣市井。如苏轼记忆里马行街的灯火：“蚕市光阴非故国，马行灯火记当年。” （《二月三日点灯会客》）柳永则喜气洋洋地写道：“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嚣鼓。”（《迎新春》）

从贵族到市井，从张扬到内敛，这是唐宋之际的转变。还好坊墙不再了。其实，能想起有烟火气的城市生活，记得相国寺买过的书和干果时有笑意，记得上元夜东风夜放花千树的刹那失神……对普通市民来说，触手可及的幸福也许更为重要吧。

参考文献

1.周宝珠. 《宋代东京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2.宋孟元老撰， 伊永文笺注. 《东京梦华录》. 中华书局. 2006

3.明宋濂. 《汴京遗迹志》. 中华书局. 1999

4.陈祖美. 《李清照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5.张驭寰. 《北宋东京城建筑复原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