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不仅是古代散文名篇，而且是李清照生平研究最基本的文献依据，前贤未见有怀疑其文献可靠性者。本文通过对《金石录后序》所述史实的详细考证，证明其多有与史实矛盾之处，甚至其所叙述的中心内容即赵明诚夫妇收藏品的散佚过程也与史实不符，而且《金石录后序》的文献流传过程也颇为可疑，因此，《金石录后序》很可能出于后人伪托。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不仅作为散文名篇被广泛收录于各种选本，而且作为李清照生平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依据，被古今学者频繁征引。但是，《后序》本身也存在种种疑点，似乎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后序》的疑点进行深入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 “西兵之变”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收藏品的散佚
《后序》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叙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收藏品散佚的过程，其中所记最重要的两次散佚事件：
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赵明诚)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建炎三年)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①
根据《后序》的叙述，赵氏夫妇收藏品主要散佚事件有两次：一、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二、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
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蔡襄书《赵氏神妙帖》有赵明诚跋云：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②
根据赵明诚跋，赵氏夫妇收藏品似乎主要散佚于建炎元年秋天发生的“西兵之变”。赵明诚自称，在这次事件中，“予家所资荡无遗余”。所谓“荡无遗余”，诚然可能带有夸张成分，未必可以拘泥理解。但是，即使考虑到夸张的因素，仍然不能不承认“西兵之变”是赵明诚夫妇收藏品散佚过程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
既然“西兵之变”是赵明诚夫妇收藏品散佚过程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那按照常理，应该与李清照《后序》所述赵氏夫妇收藏品散佚事件能够对应。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学者或认为“西兵之变”指建炎元年十二月发生的青州兵变③，或认为指《后序》所述建炎元年金人攻陷青州事件④。但是，这显然都是错误的。第一，人物不符。“西兵”在宋人一般语境中皆指陕西兵，陕西兵在北宋以善战著称。青州兵变的主要人物王定是青州将官，赵晟是临朐土兵，青州和临朐皆在东部，与“西兵”扯不上关系，故青州兵变不可能称为“西兵之变”。金国在大宋东北方，绝无称“西兵”之可能，故金人陷青州更不可能称为“西兵之变”。第二，时间不符。赵跋明确说西兵之变是在建炎元年秋天，而青州兵变则发生在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的时间，据《后序》在建炎元年十二月，据《宋史·高宗纪》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等所载在建炎二年正月，与赵跋所云发生于建炎元年秋天的“西兵之变”明显不符。虽然仅差几个月，但是赵明诚跋写于建炎二年三月，岂会将两三个月前刚刚发生之事误记为半年前?何况是导致其主要藏品散佚的大事件?第三，地点不符。根据赵明诚跋所云“再掠镇江”，可知“西兵之变”亦当发生在镇江，故不可能指青州兵变或金人陷青州事件。
最近马里扬提出新说，认为西兵之变指建炎元年八月末李汲等之乱⑤。但此说亦不能成立，因为：第一，史书仅称李汲为“溃卒”，马先生谓其为陕西兵溃卒，其实仅出推测，并无确凿的文献证据。第二，这次兵乱主要人物是博州卒宫仪，史书只是在叙述宫仪兵乱时偶尔提及宫仪杀李汲兼并其众之事而已。李汲在这次兵乱中根本就是很次要的人物，且早早就为宫仪所杀，即使李汲确为陕西兵溃卒，亦不可能称此次兵乱为西兵之变。第三，李汲之乱发生在山东即墨等地，与赵明诚跋“再掠镇江”语亦无法对应。
那么，“西兵之变”究竟指的是什么事件呢?指的是建炎元年秋天在秀州、镇江等地发生的一次陕西兵叛乱事件。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云：
(建炎元年八月壬申)延康殿学士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兵马钤辖赵子崧言杭州军变，遣京畿第二将刘俊往捕，又命御营统制辛道宗将西兵二千讨之。⑥
同书卷九云：
(建炎元年九月甲午)先是，御营统制官辛道宗奉诏讨贼，军行至镇江府。守臣赵子崧犒赐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兴县，始命给军士人五百钱，众皆怒。是夜，其众自溃乱而去者六百人。道宗挺身得小舟，奔还镇江。众推高胜为首，胜者太行山之盗也，谓之高托天。乱兵攻秀州，守臣直龙图阁赵叔近城守，人遗以四缣，贼乃北趋平江府。⑦
又云：
(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是日，贼赵万入镇江府境。守臣延康殿学士赵子崧遣将逆击于丹徒。调乡兵乘城为备，禁居民毋出。良久，府兵败归，乡兵惊溃。子崧率亲兵保焦山寺，贼逾城而入，纵火杀人，莫知其数，万遂据镇江。⑧
同书卷一○云：
(建炎元年十月丙戌)是日，两浙制置使王渊率统制官张俊等领兵至镇江府，军贼赵万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时辛道宗前军将官苗翊犹在叛党中，乃委翊统之，众心稍定。翊，傅弟也，渊寻绐贼以过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尽杀之，余骑兵百余人，戮于市，无得脱者。⑨
统观此数条，则所谓“西兵之变”的始末已清晰可见：建炎元年秋，杭州发生军变，辛道宗受命率领陕西兵二千人讨之，行至嘉兴县，兵士因不满辛道宗独吞犒赐而叛变，攻打秀州，随后攻陷镇江，但不久就在镇江被宋军收服。此事亦载于熊克《宋中兴纪事本末》卷二。《宋史·赵叔近传》云：“建炎元年，(赵叔近)为秀州守，杭卒陈通反，诏辛道宗将西兵讨之。兵溃为乱，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谕以祸福，乱兵乃去。”⑩亦可相印证。翟汝文《奏为杭州军贼攻劫提刑不知所在乞朝廷遣重将将兵并力讨杀状》云：“臣见事势如此，扼腕痛愤，以谓浙东兵既为贼所诱，不可使战。而浙西兵又皆乡夫怯懦，独有西兵可必破此贼。既闻朝廷遣辛兴宗将西兵二千人前来，臣计期日望收复。而西兵至秀州，忽作乱杀主将辛兴宗，沿路劫掠，复欲回归。”(11)则更是当时亲历者的奏议，确凿可信。奏议中明确称“西兵”“作乱”，与赵明诚跋所言“西兵之变”正相符合。
那么，赵明诚跋中“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指什么呢?应是建炎二年正月张遇陷镇江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云：
(建炎二年正月庚子)是日，张遇陷镇江府。初，遇自黄州引军东下，遂犯江宁。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追击之，遇乃以舟数百绝江而南，将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溃。……翌日，遇自真州攻陷镇江。守臣龙图阁直学士钱伯言弃城去。(12)
建炎元年九月乙卯赵万陷镇江，十月丙戌宋军收复镇江，次年正月张遇再陷镇江。赵万、张遇先后陷镇江，相隔仅三四月，故赵明诚跋云“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13)。根据赵明诚跋“再掠镇江”语，可知其前述“西兵之变”中导致“予家所资荡无遗余”的具体事件亦当发生在镇江，然则具体所指应是叛兵赵万于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攻陷镇江之事，而且当时李清照似寓居镇江。以往学者受《后序》所述李清照事迹的成见影响，因而将“西兵之变”与山东青州相牵连，不知其实枘凿不合、矛盾显然。
以上所考陕西兵叛乱事件，与赵明诚跋中所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皆一一合若符节，丝毫无爽，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根据赵明诚跋的亲述，赵氏夫妇的主要收藏品是建炎元年秋天在镇江的兵乱中散佚的。但是，根据李清照《后序》的叙述，赵氏夫妇收藏品主要散佚于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和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后序》甚至根本未提及镇江兵乱之事。这显然是无法弥缝的矛盾。
对于赵氏夫妇藏品的散佚过程，李清照的自述和赵明诚的自述竟然相互矛盾，这不能不说是难以解释的重大疑点。
注释：
①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180页。本文所引《金石录后序》皆自此书，为省繁复，不再一一出注。
②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页。
③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27—329页。
④黄墨谷《李清照易安居士年谱》，《重辑李清照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3—164页。
⑤马里扬《李清照南渡事迹考辨》，《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第200—201页。
⑦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14页。
⑧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26页。
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36—237页。
⑩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764页。
(1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册，第163页。
(1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271页。
(13)马里扬《李清照南渡事迹考辨》认为张遇起事于淮西，不得称“江外之盗”。其实古人称“某盗”，未必指其起事之地，多指其当时所在之地，故同一“盗”可以有不同指称。比如宋江，史书或称“山东盗”，或称“京东贼”，或称“淮南盗”。又如李昱，史书或称“济南寇”，或称“兖贼”，或称“任城寇”。张遇当时自真州攻镇江，称“江外之盗”，正相切合，似无可疑。
来源：《文学遗产》2014年第20146期 作者简介：陈伟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发表过论文《苏轼佚诗辨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