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诚、李清照与《金石录》研究
宋代学者赵明诚的《金石录》，是北宋以前传世钟鼎碑版铭文的集录和考订专著，在我国金石研究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赵明诚（1081—1129），字德甫（又作德父），密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崇宁年间宰相赵挺之第三子。少喜收蓄前代石刻。为太学生，以父荫入仕。赵明诚21岁尚在太学读书时，与李清照结婚。崇宁四年（1105年）十月授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赵挺之去世，遭蔡京诬陷，被追夺赠官，家属受株连。大观二年（1108年）赵明诚与李清照归青州故居，广求古今图书、遗碑、石刻。宣和年间赵明诚先后出任莱州、淄州知州。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起知江宁府。建炎三年（1129年）移知湖州，未赴，病逝于建康。妻李清照，以词名世，在金石学方面，与赵明诚有着同样的志趣和修养。夫妇两人穷年累月，悉心搜求，摹拓传写，不遗余力。经过20多年的努力，积得三代以来古器物铭及汉、唐石刻凡2000卷，并为之考订年月，辨伪纠缪，写成跋尾502篇。
《金石录》共30卷，前10卷为所收铜器铭文和碑刻拓本的目录，按照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后20卷就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证考据，对两《唐书》多作订正。石刻目下均注明立碑年月和撰书人名。
李清照中年丧夫，创巨痛深。为了实现赵明诚的宿愿，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寓居临安，开始对遗稿进行最后的笔削整理。因赵明诚生前已写了《金石录》的序文，李清照两年以后又作了篇后序，这篇《后序》，集中笔墨详细叙述了李清照夫妇二人所藏金石书画等聚散的经过，抒发了作者悼念亡夫、追思故物的心情，也被视为李氏的一部自传，在研究李氏的生平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根据前人的记载，我国古代对于金石遗文的研究，在三国魏时已发其端。阎若璩《潜邱劄记》卷二云：“魏太和中，鲁郡于地中得齐大夫送女器，有牺尊，王肃以证‘婆娑’旧说之非……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舜祠下得白玉琯，乃以玉作，传至于魏，孟康以证《律历志》‘竹曰管’说之未尽。”可见当时学者已将出土古器用于旧籍的考订，但还没有人专以此学名家的。南朝梁元帝《金楼子·著书篇》载其有《碑集》十帙百卷，可惜书早亡佚，内容已无从考见。到了北宋初年，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士大夫中私塾藏器之风日盛，其仅见于《金石录》所载，就有宗室仲爰、仲忽，舍人蔡肇、祖择之，丞相吕微仲、王禹玉，内翰赵元考，学士晁无咎，公卿杨南仲、苏翰林、宋莒公，以及洛阳赵氏、刘氏，岐山冯氏，颖昌韩氏，蜀人邓氏，方城范氏，南京蔡氏等二十余家。与此同时，亦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如刘敞的《先秦古器图》、吕大临的《考古图》、李公麟的《古器图》、王黻的《宣和博古图》，以及欧阳修的《集古录》等，使金石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上诸书，前四者所载只限于钟鼎彝器，而《集古录》则金文石刻兼收并蓄，“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集古录自序》），凡所集录达千卷之多，跋尾亦在四百篇以上。它的问世，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金石考古之学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赵明诚的《金石录》，正是在继承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耕耘，发扬光大，成为有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金石录》的价值和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补正前贤的阙失。成书于北宋中叶的《先秦古器图》《考古图》和《集古录》等著作，在金石研究上是有着开创之功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作者主观上的原因，它们在考订年月、论证铭文内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错误和缺陷。赵明诚对此一一作了认真的考辨，其中对欧阳修《集古录》的补正最多。例如：《汉沛相杨君碑》，《集古录》云：“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后汉书》，震及中子秉，秉子赐，赐子彪，皆有传。又云，震长子牧，富波相。牧孙奇，侍中。奇子亮，阳成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众。又有彪子修。杨氏子孙载于史传者止此尔，不知沛相为何人也。”欧氏唯知徵引史传，史既失载，即以其名为无可考见。而赵氏《金石录》则别引《杨震碑》云：“沛相名统，震长子富波侯相牧之子也。”仅此一语，足以使欧氏之疑团顿释。又如：赵氏在卷十五《汉仓颉庙人名》跋尾中，以《后汉书·百官志》及本注所载，论定“有秩”为乡吏之称；在卷十九《汉永乐少府贾君阙铭》跋尾中，以汉史及石刻所载，考辨西汉以来太后、皇后官属“止用宦者”说之非，都补正了《集古录》的阙失，反映出赵明诚在金石学和史学方面的深厚功力。南宋学者朱熹认为，赵明诚的《金石录》，比起欧阳修的《集古录》来，“序次益条理，辩证益精博”（《家藏石刻序》），当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2.考订旧籍的谬误。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指出，历代史书有关人物的“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柢梧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因此他在《金石录》跋尾中充分运用“以器物碑铭验证前史”的方法，考订了传世旧籍中存在的大量讹谬。例如：关于觚的容量，《周礼·考工记》云“爵一升，觚三升”；汉儒则以为“爵一升，觚二升”。赵氏以出土之觚相量，适容三爵，与《考工记》正合，从而否定了汉儒的说法。又如：《后汉书·党锢传》“南阳宗资主画诺”李贤注云：“宗资字叔都……祖父均，自有传。”查《后汉书》别有《宋均传》而无《宗均传》，“宋”当为“宗”字之误。赵氏根据《汉司空宗俱碑》和《汉宗资墓天禄辟邪字》二碑的铭文，以及《后汉书·灵帝纪》《姓苑》《元和姓纂》诸书，详加论列，去疑存真，纠正了这一讹谬。此外，在全书各卷跋尾中，他都依据碑铭墓志，对《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北史》以及新、旧《唐书》中的错误不实之处，一一作了考订。其引证的翔实、立论的精辟，对于后来的史学、考据学、文献整理学乃至文字训诂学等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录存重要的史料。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录存的史料，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历代碑铭墓志所载人物的生平行历、迁官次第及氏族世系等，其不见于经传者，可以补正史之不足。例如：他在卷二十五《周孔昌寓碑》跋尾中列述了孔氏族系之后说：“唐以前士人以族姓为重，故虽更千百年，历数十世，皆可考究。自唐末五代之乱，在朝者皆武夫悍卒，于是谱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皆不可惜也哉！故余详录于此，使后学论姓氏者有考焉。”其二是宋代以前存世古籍的摘引，其今本脱误或散亡者，可供校订和辑佚之用。例如：《金石录》各卷跋尾摘引唐林宾所撰《元和姓纂》达数十条之多。其书已于元、明间亡佚，今本辑自《永乐大典》，于赵氏所引大多未见采录。
《金石录》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前后刊行的龙舒郡斋本，原书未附李清照所作的《后序》。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浚仪赵不谫于重刻时始将《后序》收入。以上二本，后皆不显于世，元、明两代近四百年未见重刻。自明代以来，仅有传抄之本，但流传甚少。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二》说，这些转向抄录的本子，大多“各以意为更移，或删除其目内之次第，又或窜乱其目之年月；第十一卷以下，或并削每卷之细目，或竟佚卷末之《后序》。沿伪踵谬，弥失其真”。当然，此中亦不乏较好的本子，影响最大而堪称善本的，当首推昆山叶盛的菉竹堂抄本。清康熙末还有一部石门吕无党抄本，“抄笔精整，全书雠校极审慎”，亦是很有价值的善本。清代最早问世的刻本，是顺治年间济南谢世箕所刊。乾隆中，德州卢见曾得何焯手校叶盛抄本及谢世箕刻本，乃属卢文弨参考各家，详加校勘，付梓印行。这就是清代迄今通行的雅雨堂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