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学界，即便是最新的易安词研究，都染上了自传体解读的色彩。它导致了不同学者间的分歧，这些高度主观的阐释彼此间纠缠不清、相互矛盾（附录二就一个问题罗列了不同学者的阐述，我们得以一窥他们各自的观点与分歧）。在此我来作一示范，具体考察李清照和赵明诚在二十七年婚姻中的数次别离。我们先来看这首易安词：
一剪梅（第１３号）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上阕的“雁字”指的是大雁飞行的阵列，类似于汉语的“一”字或“人”（或“八”）字，传说大雁能捎来远方爱人的音讯。“锦书”化用典故，意指分居夫妻写给对方的信件。词中的“西楼”通常指代女子居所，主人公往往独自在家，她的爱人不在身旁。这首词中，即便大雁已经归来，词中之人期待它们捎来远方的书信，但“云中谁寄锦书来”一句最好还是理解为反问，意谓杳无音讯，读者一般作此理解。
生活于１４世纪的元人伊世珍曾撰写笔记《琅嬛记》，其中引用了这首词，并交代了它的由来：李清照成婚后不久，丈夫赵明诚便“负笈远游”，妻子不忍见他离去，就在一段织锦上写下此词，并把它交给赵明诚作为别离的信物。伊世珍自称在所谓的“外传”中得知此事，而“外传”显然是有关李清照身世或赵、李婚姻的杜撰之作。可有趣的是，围绕词人生平的通俗浪漫化叙事早在元代已经浮现，可惜这篇“外传”没有流传下来。
学界对伊世珍笔记的评价并不高，里面满是虚构不经之词。伊氏所引传记同样不可信，在讲完《一剪梅》词的由来后，这篇“外传”又记下了赵明诚的一个梦，预言了他未来的妻子。赵明诚在梦里读一本书，但醒来后只记得三句话：“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其意不可解。他把三句话转述给父亲，父亲通过汉字的拆合破解了谜底，这三句话的意思是“词女之夫”。不久，才女李清照就被许配为赵明诚之妻。这则故事很可能是围绕着这对著名夫妻而产生的谣传之一。
尽管《琅嬛记》文本十分可疑，但赵明诚成亲后便离家远游的说法却很受欢迎，在无数的明清词话、笔记中被广泛征引，连清代学者俞正燮也在他那篇影响深远的李清照长篇传记中转述了此事，并信以为真。这一说法还不断出现在最近的李清照研究中，包括徐培均的权威注本《李清照集笺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２００２年首次出版。
赵、李夫妻分离的盛行观念并不仅仅得益于《琅嬛记》的记载，学者在李清照的自述中也找到了相关论据，下面是《金石录后序》中的一段话：
（赵、李成婚）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疏衣，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徐培均读得格外仔细，并“纠正”了《琅嬛记》记载的偏差。这段话表明，赵明诚的离家并非为了拜师求学（即“负笈远游”），而是要去搜集碑铭上的“古文奇字”，并最终写就专著《金石录》。
但是，《后序》的叙述本身存在多种解释。假如把上面这段话抽离上下文单独来看的话，它读上去的确像是赵明诚离家远行，去探寻碑铭古文；可在原文语境中，它的涵义却并非如此：
余建中辛巳（１１０１）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公公赵挺之）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蔬衣，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丞相（赵挺之）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尽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尝记崇宁间（１１０２—１１０６），有人持徐熙（１０世纪）《牡丹图》，求钱二十万。当时虽贵家子弟，求二十万钱，岂易得邪？留信宿，计无所出而还之。夫妇相向惋怅者数日。
从上下文来看，赵明诚似乎从未离开京城。在他妻子的协助下，赵氏通过亲缘关系得以阅览宫廷馆阁的稀有文献、碑铭及古玩。这里的年代次序很关键：李清照于１１０１年出嫁，赵明诚当时还是个太学学生；据她所言，丈夫在两年后（１１０３）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我们不清楚赵明诚最初担任何种官职，但我们的确知道他于１１０５年十月被任命为鸿胪少卿。很少有人年纪轻轻就获得如此显要的官位，这无疑得益于赵明诚父亲在徽宗朝初期的显赫地位（他的两名兄长也同时被委任高官）。
黄盛璋１９５７年发表了有关李清照与赵明诚的重要论文，对赵氏早年离京一事重新做了考证。他否定赵明诚早年离开京城及其家人的传统看法，甚至解释了此番误解何以产生。李清照在《后序》中说赵明诚“出仕宦”，黄氏认为伊世珍（及其所引“外传”）将“出”误解为“出发”前往地方赴任，但正确的理解是“出而仕矣”，亦即赵明诚“从太学出来，开始做官”。南宋学者洪迈抄录的《后序》文本佐证了黄氏的观点：洪迈的转述仅仅说赵氏“从宦”（有的版本作“从官”）。黄盛璋进一步推翻了《琅嬛记》对《一剪梅》词由来的说法，他指出词中的若干特点无法满足“赠别之词”这一说法。
最近李清照生平及其作品研究的出版专著中，学者们大多同意黄盛璋的观点，认为赵明诚在他早年并未离京，这些学者包括王仲闻、陈祖美、于中航、诸葛忆兵与邓红梅。但正如上文所言，有关赵明诚在新婚燕尔之际离开妻子的传统观念仍被一些学者所保留，徐培均就坚持这种说法，并将两首易安词（包括第１３号）系于这段时期，使之与爱人别离的场景相匹配。
尽管有些学者认同黄盛璋的观点，但我们在其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人又炮制出赵、李夫妻分离的另一种解释。这些不同观点有两个令人惊讶的特征。首先，二人的分别情形可谓众说纷纭，花样层出不穷，这些解释皆晚于黄盛璋的研究，且大多数在最近十到十五年间方才出现。每位学者有其各自的说辞，任何研究新作的出版都试图推翻之前的说法，并提出自己的“创见”———换言之，学者们从未就夫妻分离的具体情形及原因达成共识。另一大特征是这些解释各有缺陷，很容易遭到质疑，这似乎也是学者们彼此间缺乏共识的原因。下面，我将简要概述夫妻分离的三种说辞以及它们各自的疑点。
陈祖美认为，远行的人不是赵明诚而是李清照，她在当时回到了故乡章丘（今山东境内）。１１０３年，朝廷颁布政令，禁止元祐党人及其子孙任职，并勒令他们离开京城，李清照也因此被迫离家，直至１１０６年党禁被取消时才回京。但其中有段时期党争较为缓和，禁令也有所松弛，李清照曾回京城小住（如１１０４年），但因政治形势吃紧而再度离京。
我们知道，１１０２至１１０４年间，在蔡京的煽动下，李清照之父李格非的确列入元祐“奸党”的名单。这并不意外，因为他在元祐年间任太学教授，并往来于苏轼文人圈。而当年对旧党的迫害中，的确有政令明确禁止元祐党人及其亲属参政，１１０２年三月颁布的一项政令要求元祐“子弟”迁居地方、不得入京；同年九月的一项政令禁止皇族与元祐“子孙”通婚，并补充说如若婚事尚未操办，之前的婚约就必须取消。上述法令成为陈祖美证明李清照离京的依据。
虽然如此，我们仍无法确信这些政令也适用于元祐党人的女儿，如此一来，党禁范围未免过大，并且女儿在家族中的地位较低，不太可能名列元祐“子孙”，党禁尤其不会去追究已出嫁的女子。上述第二项政令关乎皇室成员（赵明诚家族不包括在内），也丝毫没有涉及已婚夫妻，如赵、李二人。此外，这位元祐党人之女碰巧有位身为宰执的公公，他在１１０２年是地位仅次于蔡京的朝臣。退一步讲，就算元祐党人的女儿被纳入党禁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极小），如果有谁能法外开恩的话，那定非李清照莫属，因为她的后台过硬。我们还有一个顾虑，那就是李清照自己在对这段时期婚姻生活的追述中，一点儿都没提到离开丈夫、回到故乡的情况。实际上，在上文所引《后序》中，李清照回忆起“崇宁间”夫妻二人相伴共处的生活，他们闲暇时忙着收集文物，那是段美好惬意的时光。在她的回忆中，那些年唯一的憾事是身为“贵家子弟”的他们仍无法获得徐熙的《牡丹图》。假如李清照的确受到了党禁冲击，那她为什么在《后序》中只字不提？况且这篇序文写于事后三十年，当时的舆论普遍批评徽宗朝党禁，而受害者在历经波折后也已被平反昭雪。
诸葛忆兵则提供了这对夫妻新婚离别的另一番情形。诸葛氏提醒我们，当二人成亲时，赵明诚还是个太学学生，所以他不得不住在太学宿舍，只能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回家看望自己的新婚妻子。同样，这一观点无法同李清照的自述（“自谓葛天氏之民”）相契合。李清照的确谈到她和她丈夫在每月朔、望日会去相国寺购买碑铭、书籍，但这也许仅是指他们在太学放假时的活动，并不能说赵明诚每月只在家待两天，而身为权相之子的赵明诚或许还有些特殊优待。而诸葛氏却通过想象赵明诚寄宿太学，来解释一些叙写离别的易安词，并将作品系于这段时期。其中的一首就写词中女子登楼远望，抱怨着“远信”迟迟未来。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诸葛氏的理解，那么李清照也未免太矫情了。
邓红梅于２００５年出版了《李清照新传》，又提出了一种夫妻新婚别离的新说法。这一次，邓氏将时间挪至１１０６年李清照回京以后，崇宁年间对元祐党人的迫害已告一段落。而这些年的朝堂之上，蔡京与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却斗得很凶。二人是旧时同僚，赵挺之于１１０５年曾一度与蔡京同登宰执（所以李清照在《后序》中称其为“丞相”）；但二人的共事关系仅维持了一个月，赵挺之便自愿辞官，徽宗对他十分同情，并赐予他京城宅邸以安度晚年。１１０６年初，彗星的出现使徽宗改变了主意，不久罢免蔡京，赵挺之复相，并独掌朝纲。不幸的是，赵氏的此次任命并不长，蔡京于１１０７年（大观元年）重获恩宠，转而报复劲敌，赵挺之于是年三月受辱免职，五天后便卒于京城家中。又过了三天，蔡京开始对付赵挺之的三个儿子（包括赵明诚），他们被指控涉嫌参与其父的贪污罪行，并被带去监狱立案审查，所幸这些指控无果而终，七月，他们被无罪释放。
根据李清照生平的权威叙述，她和赵明诚于１１０７年岁末离开京城，回到亡父的青州故居，他们在那儿待了十多年，最初几年在服丧中度过。但是邓红梅发现了一首谢逸诗，并由此提出了一种新的离别情景。谢逸（１０６８—１１１３）是位江西诗人，与当时的若干文人互有往来。这首诗题作《送赵德甫（赵明诚）侍亲淮东》，邓红梅借此精心构想了一个复杂情节：由于丈夫突然亡故、儿子们被控有罪，赵夫人（郭氏）在这双重打击下离开京城，前往南京寻求庇护，那里离她丈夫初次任职之地（位于淮南东路）相距不远。赵氏兄弟于七月被无罪释放后，赵明诚便离开京城，先去接他母亲回来，再到青州安排父亲的丧事。但他并没有急着去接母亲，而是绕道西南陆路，经由四川，沿长江而下，路过三峡后抵达南京，在远行途中尽量搜罗碑拓铭文。谢逸的赠诗便提到瞿塘峡和著名的滟滪堆，赵明诚将会经过那里。直至１１０８年夏，赵明诚才把母亲带回京城。一家团聚后，赵家母子和李清照共同前往青州服丧。
此前无人留意这首写给赵明诚的谢逸诗，邓红梅的首次关注值得肯定，但她的结论却容有商榷。若撇开此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赵夫人会突然决定离开首都，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南京，当时她正等待着三个儿子的审讯结果，这与她及整个赵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赵明诚真要到南方接回母亲，他又怎么会跑到千里外的四川游山玩水，还悠然地沿着长江一路观览后才抵达南京呢？当时整个家族正沉浸在赵挺之去世的悲痛之中，家族的声望、地位以及赵氏兄弟的政治前途遭受严重打击，有哪个不肖子弟敢在接母亲回家服丧的途中观光玩耍呢？
其次，邓氏假设谢逸当时身处汴京，并在赵明诚临行前写下了这首赠别诗。但事实上，谢逸晚年已回到故乡临川（今抚州市，位于江西省中部，南昌市的南面）。谢逸在多年前曾来到首都，当时准备应考科举，入朝为官，但没有成功。最后，他放弃了举业，回到临川，以教学为生。１１０３至１１０９年间，谢逸曾为临川人写下数篇墓志铭，足以证明他在１１０７年赵挺之去世前后一直居住在此。（一些墓志铭还提到逝者家属亲自来到他家，请他为其亡亲撰写哀辞。）也就是说，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谢逸在临川送别赵明诚，后者将东行至淮东（今江苏）。这么一来便意味着，在从三峡到南京的沿江途中，赵明诚还要向南绕道数百里去临川拜访谢逸。
最后，这首谢逸诗并不符合１１０７年赵明诚的生活境遇。诗中丝毫没有提到其权相之父的亡故，也没有交代服丧的情形。恰恰相反，全诗基调是乐观向上的。诗中夸赞赵明诚是位前程似锦的少年才子，将其喻为天马（“恐是天厩真乘黄”），并建议他在世间闯荡时不要急于“速售”其才，而要学会耐心等待。实际上，这是种典型的诗歌题材，它题赠给青年，祝贺他的早年成就及其远大前程。如果谢诗写于１１０７年，这相当不合时宜，当时赵明诚正经受着多重悲剧性打击。
这首诗本身仍是个谜。也许它并非写给这位“赵德甫”（谢逸没有留下其他写给赵明诚或“赵德甫”的诗）。也许它的确是写给赵明诚的，但当时的“赵德甫”一定还是个年轻人，诗歌言其“年未二十如老苍”。也许这首诗写于赵氏早年南行期间，当时他未满二十一岁，还没成婚，也尚未入太学学习，但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无法确知。总之，此诗看上去并不像邓红梅所设想的那种情形。
就李清照与丈夫新婚别离的情况，陈祖美、诸葛忆兵与邓红梅三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但他们却被同一种冲动所驱使，其观念也异曲同工。由于黄盛璋对赵明诚成婚后离家远行这一传统观念的反驳极其有力，这些学者不得不寻找另一个造成夫妻别离的理由。他们的设想拘泥于细节，且互不兼容，这反映出观念与史实的张力，他们执着于找到这样的离别场景，但记载夫妻二人当年生活的史料着实有限，这令我们无从下断语。
学者们对于赵、李夫妻别离的专注，并不仅限于他们在京城的早年时光，还蔓延至他们“屏居”青州之时。夫妇二人于１１０７年赵挺之死后就住在青州，一待就是十四年。就我们所知，赵明诚直至１１２１年秋才复职出守莱州。有些人猜测赵明诚的复出或许更早，但没有史料依据，我们也无从推断。
文学研究者特别关注青州期间赵明诚离家出游的情况。我们听说他定期远行，跋山涉水，穿越乡野，去寻找古代碑铭，以扩充他的收藏。多首易安词叙写了孤寂或离别之情，它们常被系于这一时期。学者努力使我们相信那些作品是李清照的寄托之词，她正思念着远游访古的丈夫。
然而，当我们用批判的眼光仔细审视赵明诚在青州时远行的文献依据，就不难发现，学者们同样是用最琐碎的线索，做最大胆的推断，这与上述汴京时期夫妻分离的说法如出一辙。赵明诚在青州时期的确多次离家出行，但很少有证据说明他频繁外出，或是长期离家在外。幸运的是，赵明诚在《金石录》中留下了相关线索，他的题辞记录了自己如何获得碑铭，或是标明真迹、拓片所在的地点，从中我们得知了他在当时数次出游的具体时间及目的地。他造访次数最多的地方是青州南部的仰天山，那里的罗汉洞最为出名，每逢中秋，月光会从洞顶的一处罅缝中穿透而过，“仰天山”也因此得名。此山距青州六十四公里，据我们所知，赵明诚总共去了四次，具体时间分别是在１１０８年重阳节、１１０９年端午节、１１１１年中秋节，最后一次是在１１２１年四月，不久赵明诚就要前往莱州赴任，行程方向刚好与仰天山相背。此外，他还记有一段碑铭，但没有系年，附在１１０８年的条目后，这可能来自他的第五次出游。
除了仰天山，赵明诚还常去长清县的灵岩寺。长清县位于济南南部，距青州约１７３公里。根据赵明诚对当地碑铭的最后一次记录，他总共去了灵岩寺三次，具体时间分别是在１１０９年九月、１１１３年夏及１１１６年三月。在第二次出行中，赵明诚顺便同朋友一起去了泰山，泰山离那儿很近，位于长清县东南四十公里，赵明诚回家途中正好经过此地。
由此，我们一共知道赵明诚的七次或八次出行，它们零散地分布在十四年闲居期间。其中最远的一次也就离家一百七十多公里，我们无从确知出游的天数，但上述线索表明赵明诚离家的时间并不长。赵明诚仅在一则碑铭记录中明确提到出游持续的时间：１１０９年他出发前往灵岩寺，“凡宿两日乃归”。而１１１３年的出行日程似乎也很短，赵明诚于闰月初六（６月２２日）还在灵岩寺，两天后就身临泰山之巅。
有几首易安词通常系于青州时期，如果我们将学者对这些词的说法同赵明诚真实的出行情况相比照，就会发现明显的理解偏差。我们很难把那些充盈着孤寂、消沉氛围的易安词，与赵明诚的短时出游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种偏差并不是说词作本身与赵明诚出游的记载互相抵牾，毋宁说是学者们附加给易安词的情感表达同赵明诚短期旅行的事实存在隔阂。
我们不妨来看一首易安词名作。徐培均将它系于１１０９年，写于赵明诚出访灵岩寺期间。而根据赵明诚自己的说法，那次他在寺里留宿了两夜，之后便起程回家。李清照原词如下：
凤凰台上忆吹箫（第１２号）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当然，我们也无法证明徐培均的说法一定是错的，或许此词的确是李清照的自陈，她盼望着去灵岩寺做短期旅行的丈夫早日归来。但是，我们仍能从词意中体会出与徐氏说法相龃龉之处。词中女子既是抒情主人公，又是被观察描写的对象，她似乎正经受着一次长期别离，致使她因思念而消瘦，妆奁也久已蒙尘。《阳关》是离别之曲，它经常唱给即将远行的人听，而不适用于外出游玩的场合。实际上，通篇词意都不像是为离家数日的人而写的。
其他学者或许意识到把这首感伤之词与本地的游玩活动相联系有些别扭，因此，他们最近又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作于赵明诚复职出守莱州之时，丈夫让李清照独自待在青州。但这一情景本身也存在疑点。得益于李清照与赵明诚的自述，我们能确知赵明诚从１１２１年秋至１１２４年秋担任莱州知州（宋代知州的任期通常为三年），接下来的１１２４至１１２６年又出守淄州（位于青州东部），直到金兵入寇改变了一切。一些学者要我们相信赵明诚在１１２１年复职前几年就离开了青州，并将《凤凰台上忆吹箫》等词系于那段时期。这一说法实属空说无凭，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赵明诚在１１２１年前身处异地任职。在缺少其他旁证的情况下，这些学者唯一的根据就是他们自己系年的易安词，仿佛那些作品就是所谓的夫妻分离的“证据”，这明显又是循环论证。
针对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妻离别的不同说法，其实有一种解决之道来回应这个难题：那就是破除自传体解读易安词的思维定式，不再将词中女子与历史上的李清照一一对号入座，词中情语也不一定是对赵明诚的表白。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一视同仁地看待李清照与同时代的其他词家，那么易安词中伤情女子的形象也可以是传统题材的再创作，而《凤凰台上忆吹箫》的词中主人公就属于这类传统文学形象，而不是历史上的李清照本人。在柳永、欧阳修、秦观，以及几乎所有宋代男词人笔下，我们都能轻易地在词中找到为爱人离去而伤心的怨女。由此来看，将《凤凰台上忆吹箫》置入李清照生平的做法毫无意义，而试图把它与夫妻分离的现实相挂钩的意愿也同样徒劳无功。
关于这点，我们的论述其实能更加简洁，但这么做的缺陷是忽略了汉语学界大量的李清照研究与批评，这些详赡的研究资料极具价值，但同时也充满了疑点。简单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李清照与同时代的男作家一样，有能力虚构文学形象、杜撰事件情节；尽管她是男性文人圈中的唯一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一定要以自传体写作，其他作家并不如此，男词人常以代言体填词，李清照为什么不可以呢？进而，人们常把词人李清照设想成赵明诚的贤妻，严格制约其创作主题，从而将她的文学个性及自我形象简化为“赵明诚之妻”这唯一身份。这对任何妇女都不公平，而对才女李清照而言尤其如此，但绝大多数关于李清照的文学批评却恰恰是这么做的。
我们将在第十、十一章围绕易安词的文学性展开论述，届时将会回到这些话题，并对此作更深入的阐发。但在此之前，我们要先讨论词人的后半生、她的其他诗文，以及“李清照”形象在后世被复杂建构与重塑的历史。我们在《导论》中已经提到，围绕易安词解读的难题实则与这些关节密不可分，因此，我们暂将易安词阐释挪到最后，先来探讨前人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观念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