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不禁要问,那些名传千古的文豪与艺术家们,他们生前是如何审视自己的生活,看待自己的一生的?那无法企及的成就,不可匹敌的智慧,那些令我们心生艳羡的名誉地位,令人神往的传奇经历,跌宕起伏的岁月,在他们眼中究竟是充实快慰的,抑或是悲痛自悔的?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答案,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阶段也总会有不同的感慨吧?
李清照,大众眼中最有名的古代才女,文学家眼中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学术界第一个将词提升至理论高度的词论家。除此外,她还是金石学家,散文家、博弈高手、名门闺秀、失节妇人,这些都曾是她人生中的某一个标签,有的被人称道,有的被人诟病,有的已有定论,有的则存在争议。无论如何,以李清照留存下来的全部作品来看,她的个人成就足以匹敌中国古代所有知识女性的总和。
然而,李清照并不知道这些。她对自己的一生,也许另有斟酌。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人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脍炙人口的《如梦令》历来被世人公认为李清照少女时光的写照。风华正茂的少女在野外玩耍,兴尽方知归家,是何等的娇憨恣意。不小心闯入藕花深处,急着划船,惊起一群飞鸟,生动传神的文字勾勒出一幅活泼的画面,画面中一定有一颗活泼的少女心。的确,李清照的青春回忆里充满了烂漫的生趣,但倘若她的父亲不是李格非,也许她只不过是一名被嫌弃的孤儿。
李格非何许人也?《宋史》第二百零三卷《文苑》中为他留下了几段文字,称他自幼便“俊警异甚”,“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当然他最有名的代表作是《洛阳名园记》,《宋史》如此推崇此文是因为他理论性地预见了北宋洛阳城的沦陷。可见,李格非是一位饱读诗书、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大文士。李格非先后结过两次婚,妻子都姓王,亦都是知识女性。第一任妻子乃元丰宰相王珪之女,她是李清照的生母,但不幸的是,李清照两岁时王氏亡故,李清照还不通人世便失去了母亲。同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重新启用司马光、苏轼等人。作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李格非也得到启用,于第二年进京供职,而李清照却被留在故乡跟随伯父一家生活,直到六岁才回到父亲身边。
许多有类似遭遇的人都有着失落的童年,李清照的童年是否失落,我们不得而知。虽然六岁时终于回到父亲身边,但继母王氏于她八岁时来到李家并生下弟弟李迒,丧母、寄养、后妈、异母弟,对于一个女孩来说,人间的不幸元素皆已齐备,即便是今天,又有多少女子能够幸福成长?
李清照有一个好父亲。
宋史对继母王氏的记载是“亦善文”,想见是与李格非精神气质相通的。李格非续娶王氏,除了考虑到门户之外,也一定为女儿的成长和教育做了考量。父亲固然疼爱女儿,但一个女孩的成长中最重要的人还是母亲。童年的李清照还不能选择自己的人生,爱护她的父亲则用心地为她选择了一位优秀可靠的监护人。王氏来到李家后的生活未见于史料和李清照的个人回忆,但从李清照晚年所著的《金石录后序》中可以猜测她与异母弟李迒的关系不算疏远,在人生危难时刻,他曾是丧夫无子的李清照的一个支撑。由此推断,李清照与继母的关系应该不坏,而从她对少女时代的回忆和一生所取得的个人成就来看,继母也尽到了照顾和教育女儿的责任。
李格非的主要著作都是在李清照回到自己身边后完成的。他对文章的要求极高,《宋史》谓其“苦心工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他对著文有独到精辟的见解:“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且晋人能文者多矣,至刘伯伦《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辞》,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晋人之上,其诚著也。”有这样的父亲作为治学著述的标杆,又有知书达理的继母悉心照料,李清照的才学突飞猛进,十四岁时受到父亲的肯定和赞许,并得到其友人的高度评价:“中郎有女堪传业。”在古代,传业是男子事,父亲并未因她是女孩便疏于教导,谆谆教诲中自然倾注了心血和期盼。想必朋友也定是从他的言谈中体味到了他的良苦用心,才有如此夸赞。
及笄之年的李清照不但已有质量较高的诗词作品,且因父亲的关系得以受到前辈名家的指点。根据考证,以“绿肥红瘦”四字而令无数人折腰的《如梦令·咏海棠》就创作于出嫁前的少女时期。此时的词作,格调清婉,用词奇绝,想象力超群,已可比肩于名家。而在我看来,她此时最震撼人心的应该是她的诗作。
李清照以词闻名,诗作留存不多,最有名的当属《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已成为千古警句,而“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又叹煞多少读书人。李清照的诗作史韵甚浓,思辨力强,以古鉴今中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感悟,这在她少女时的两首长诗中已可窥见。“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和晁补之都与李格非交往友善,后者亦与李清照结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交,而张耒的一首诗则直接激发了李清照的创作热情,写下了《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浯溪中兴颂》即《大唐中兴颂》,是唐肃宗时期刻于浯溪石崖上的碑文,说的是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中兴大唐的史实。张耒曾赋诗《读中兴颂碑》,流传颇广,引名流唱和无数。李清照在当时是晚辈,身份不过闺阁女子,却不甘示弱,和诗两首,大胆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虽不脱青年人的激愤之情,却也表现了她对历史的思索和对当世的警醒。
两首诗结构相似,均从唐玄宗的荒淫无道开篇,结尾讽刺中兴颂碑文的自作聪明。其一的开篇之句“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花柳咸阳草”气势颇足,极具青年人的锐气。在历数了唐玄宗的种种荒淫后,道出“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鬼神磨山崖”四句,对中兴颂碑文道出不以为然之态度。在诗末又提出自己的看法:“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意即历史的教训已然写满史书,足以警示今人,区区中兴颂碑文似有替唐肃宗歌功颂德之意,怎堪与夏商之教训,史册之记载相比拟?如若唐玄宗生前能够以史为鉴,恐怕肃宗也不必劳烦刻下这一篇碑文了。结尾更语出尖锐:“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张说和姚崇均为唐玄宗时的名相,但据记载两人“衅隙甚深”,姚崇临死前还算计了张说,令张说痛悔不已,故有“死姚崇犹能算生张说”之语(《明皇杂录》)。或许,李清照借此典故来暗讽当朝愈演愈烈的党争,提出自己对朝局的忧虑和深思。全诗固然有失沉稳,却难得十几岁年纪便有如此洞察力,令人钦佩。
宋徽宗靖国建中元年,十八岁的李清照与吏部侍郎赵挺之之子赵明诚结婚,走入了那段令世人称道艳羡的婚姻。结婚时,赵明诚二十一岁,做太学生,正是风华正茂之时。这一年,党争出现了缓和的假象,赵李两家未成仇人而先做了亲家。风云未起,门当户对,学识相当,此时的李清照当是快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