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包裹”和被“小看”的“才女”

　《才女之累》引入女性主义视角，将历史上的李清照形象陌生化，使现代读者自觉于传统观念的惰性，同时提供了这位“才女”另一种可能的面相：一位个性更加活泼、精神上更自由独立、文学创作更有主见的宋代女性作家。当然，这也是现代人观念视角下折射出的另一个可能的“李清照”形象。

　　北美汉学家艾朗诺先生的专著《才女之累》所呈现的李清照形象令人耳目一新：她不再是尽写些伤春悲秋、悼念亡夫、满纸闺怨气、略落俗套的女词人，而是精神上有独立的文学艺术追求、现实中个性鲜明、特立独行而令众人侧目的另类才女。

　　围绕李清照的一切误解——无论是恶意的中伤，还是不切实际的企慕——都源于她无法归类的独特性：李清照在她所身处的时代中本就是个例外。尽管现存宋代文献显示当时士人家庭的女性文化教育已相当普及，但也仅以此提升修养而非提倡女子习文，才气堪与男子比肩、以文名世的“才女”更是寥寥无几。艾朗诺一书的首章即揭示了李清照身为知名“才女”在宋代的孤立处境：除了逢场作戏、多由男子代言的歌妓文人，闺阁女子的私密写作往往因事后焚弃而隐而不传，勉强与李清照相媲美、有作品传世的女性作家只有曾布之妻魏夫人（她和李清照是朱熹唯一认可的同代能文妇人），而活在传说中的朱淑真更是近乎子虚乌有的“迷之存在”——现代学术研究表明其《断肠集》基本可视为男性对女性情感体验一厢情愿式文学想象的产物。这一切都反衬出李清照不合时宜的耀眼，她的时代尚未准备好接纳这位过于反常的能文女子。

　　与后人围绕“才女”之名所附加的光环不同，李清照在当时想必是顶着相当的压力进行创作的：同代人的评论总是将李清照的“才女”之名与晚年丧夫后改嫁、旋即离异之事做不怀好意的牵连，从而佐证“女子无才德可称”、“才藻非女子事也”——“才女”的名声转而成为李清照必须承受的重负。

　　有趣的是，这位“才女”的生前身后名发生了戏剧性“反转”：与宋代文献中的负面评论形成对比，在明清时期“才子佳人”与“才女文化”的观念催化剂作用下，李清照被塑造成德才兼备的理想化“才女”典范——当然，她依然是作为赵明诚的贤妻登场的。

    艾朗诺一书专门留出三章的篇幅来爬梳围绕李清照盘根错节的接受史。如今我们知道，接受史绝不是对历史信息被动的、无差别的照单全收，而是主动的、有所取舍的观念重塑——传统观念的棱镜总在择汰又放大某些历史局部，以投合接受者所偏好的思维定式（idée fixe）。关于李清照的后世声名，其接受史的关节卡在了她晚年的改嫁风波。宋代词评家正是以此事批评女词人晚节不保、德行有疵；而才与德的张力给后来钟情于易安词的才子佳人们带来观念与情感上的不适，患有精神洁癖的清代文人更自觉发起了为李清照“辩诬”运动，甚至动用考据学这一学术利器将李清照的再嫁事件硬生生改造成敌人的诽谤造谣；这一论战甚至绵延至现代学术界，卷入其中的词学家可被划分为“再嫁阵营”与“否认再嫁阵营”。如此一波三折的接受史叙述就像阅读侦探小说般精彩，译者就此打住，不再剧透，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原书，一睹为快。

　　李清照接受史惹人争议的缘由正在于其才华与行事同传统观念下名门闺秀的形象格格不入，而无论是污名化还是辩诬洗白的做法，实则都是偏向两种极端的误解，而二者背后的心理机制是相似的：他们都试图“合理”地解释李清照其人其文，无论是“无才是德”的论调，还是对才德兼善的期许，实则都将这位另类的“才女”套入某类传统观念的解释体系中，却都未曾真正理解李清照这个人——这些繁杂纷芜的褒贬之词，将李清照的真面目层层包裹起来，并成为艾朗诺笔下的“才女之累”。

　　现代读者自然不会心胸促狭得仅仅因为李清照的再嫁与离异而对之侧目，但如果我们穿越回彼时的历史情境，想象一位膝下无子、亲友无依、卷入骗婚灾难的中年寡妇宁肯以牺牲自己的清名为代价，也毅然决然要与心术不正的继夫张汝舟一刀两断——而这竟发生在衣冠南渡的战乱年代，发生在礼教渐趋严苛的南宋，我们也多少能对李清照当时的艰难抉择感同身受。当她在自己的“认罪状”中写下“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时，身为名门之后的李清照又得抱有多大的决心才能全然接受这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辛酸、悔恨与羞愧？这亦足以见其性格之刚烈。

　　在文学层面上，《才女之累》一书还展现了李清照才华的另一面。艾朗诺先生在文本分析中首先绕开“女词人”这一既定“人设”，转而从诗文入手，着力于探讨其历史语境与创作动机，尤其是李清照晚年的相关诗文创作：《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以当事人的口吻局部还原了再嫁风波的始末；《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紧扣时局，可视作一位弱女子对朝廷要臣的大胆建言，此举在当时非同一般；而《打马赋》及十三篇《命辞》则以博弈之戏词来隐喻现实中的军事谋略，并可以此反观宋金对峙的焦灼战况；《金石录后序》是一篇私人叙述的公开展示，艾朗诺对此文创作意图的多重阐释甚是精彩，颠覆了赵李理想婚姻的传统解读，揭示出内在的文本复杂性，也令人不得不叹服这位海外汉学家深湛的文本细读功力。

　　就译者自身的阅读体验而言，李清照虽然以词名世，但她的诗文同样达到了宋代士人文化的最高水准，时人便称许她“善属文，于诗尤工”。无论是著名的五绝《乌江》，还是题献给朝廷使臣的时政诗，都写得新意迭出、卓有识见，而对严肃主题的娴熟驾驭甚至令人误以为出自男人手笔；不宁唯是，李清照同样写得一手好文章，《金石录后序》自不待言，她的骈体文创作诸如《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打马赋》更是措辞雅驯、用典繁复而内涵丰富，无愧为“妇人四六之工者”。可惜李清照的诗文大多散佚，否则如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才女”又会是另一番面貌吧。但若仅仅把李清照看做词家，是否有些小看了她呢？

　　当然，不可否认，易安词依然是李清照最突出的文学造诣。相较于将李清照的诗文还原回具体情境，艾朗诺对易安词的品读则反其道而行，批评牵强附会的自传体解读，并进一步质疑易安词系年的有效性，转而从纯文学视角解读词作。他给出的理由十分中肯：不同于诗、文能够容纳个人情志与历史细节的多样化表达，词体文学作为高度程式化的体裁，无论修辞语汇、情感内容还是外在形式都颇受制约，有其固定套路，也因此很适合风格模拟；同时，其表演性质又使读者有必要区分词作者（composer）与词中主人公（performer）这两类角色，这就必然导向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身为女子的李清照不能虚构自己的文学主人公，并为词作本身凭空酝酿一段心曲呢？

　　而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明代辑录的《漱玉集》掺杂了原作、疑作和后人伪作，而伪作又充斥着陈腔滥调以及闺怨气浓重的情感套路，不仅混淆视听，还贬损了易安词原作的文学价值。对此，艾朗诺先生采取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即以易安词在存世文献中出现的年代先后为标准，对其真伪进行等级分类（如早出易安词较晚出系名之作来得可靠），并在此基础上以文本细读的方式着力剖析易安词原作的文心巧思。

　　《才女之累》对李清照诗、词、文的评析深湛、通透又不失晓畅，也使现代读者对她的文学成就有了全面而立体的感知把握，“才女”之名对这位传主而言当之无愧。

　　李清照的时代距今已时隔近千年，这注定了任何现代学术研究都是有缺憾的。《漱玉集》并没有被完整保存下来，读者仅能从有限的文学作品及其他残篇佚句中去怀想这位才女身世的雪泥鸿爪。与此同时，接受史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又轻易地磨平了天才独有的棱角，传统打造的“才女”形象过于理想，过于循规蹈矩，甚至过于女性化，而当我们用“才女”来指称李清照时，仍需警惕其词背后所隐含的“才女文化”：“历史对女性写作的择取尤为苛刻，淘洗掉原先的多样化风格，流传下来的女性诗词往往迎合了一种固化的情感表达”——这是任何前现代女性作家都难以逃脱的观念窠臼。

　　艾朗诺的《才女之累》引入女性主义视角，将历史上的李清照形象陌生化，使现代读者自觉于传统观念的惰性，同时提供了这位“才女”另一种可能的面相：一位个性更加活泼、精神上更自由独立、文学创作更有主见的宋代女性作家。当然，这也是现代人观念视角下折射出的另一个可能的“李清照”形象，我们依然很难想象李清照在当时已超前具备了现代女性观，她的社会身份始终是亡夫赵明诚的“命妇”，虽然那些异常出色的文学作品本身便是她隐隐抗拒女子礼教的证言：尽管身为女子幽居深闺，也不愿空负一身才气而枉费此生。

　　又或者，“才女之累”何尝不是传统以经典化的方式对其文学才华的最终肯定？李清照以“才女”之名被历史铭记，而现代读者依然能够欣赏易安词并为之动容——这便是世人追赠给这位宋代女性最耀眼的光环与荣誉，尽管已与她本人无关。

　　（作者为《才女之累》的中文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