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是谁？
在当下中国，谁敢问这个，必然引来哄堂大笑。因为大家都“知道”，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似乎人人谁都能背出几首她的“代表作”。
然而，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呢？如果没有学校教育，我们还能“知道”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教育通过近似的课本、雷同的讲授方式、标准化试题等，虚拟出一种“剧场效应”——我们俨然生活在同一氛围中，正经历着同一历史——其中的重要性、前后顺序、发展规则等均已预设，只有坚信这些是“真实的”，我们才能通过一次次考试，拿到毕业证书。
这是一个巨大的虚拟游戏，答对一次，便能获取一次奖励，而答错一次，就要接受一次惩罚。如此反复规训，则李清照内化为常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谁敢质疑，立刻会有旁人站出来加以痛斥。
然而，在李清照的形象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巨大的疑问：
首先，李清照的文坛地位太独特。据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统计，“公元一世纪开始，两千年中华大地上一共出现二十九位著名女作家”，这些“著名女作家”多是业余作家（很多人本业为妓女），她们的少数作品之所以能留下来，仅为“聊备一格”，只有李清照的作品实现了经典化，为后人所师法。
其次，李清照的大多数作品真伪难断。据饶宗颐先生说，可确认为真的不过20多首，但李的诗集在清代便已达80多首，加上1949年后的“新发现”，如今已突破百首。换言之，我们脑海中的“名句”很可能是赝品。其实，就算是真品，今人理解与李清照的创作本意之间，也会有巨大差别，可这却不妨碍人们宣称：我与李清照心意相通。
显然，这两个BUG是经典化过程中的残留物。因为经典化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自然的过程，作品好，未必就能成为经典，经典与否，关键看人怎样去塑造它。
为了不朽，李清照够拼
众所周知，李清照的词独树一帜，这是因为词多在宴饮时由歌妓唱出，作者往往要模拟歌妓的口吻，而当时男性作家对女性心态了解不多，容易走向肤浅。李清照则不同，她本身就是女性，冲口而出即可，故有自然之美。可以说，正是词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赋予李清照艺术生命。
李清照对此有异常清醒的认识，为实现经典化，她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即：强调词的独特性，刻意与诗相区别。
在《词论》中，李清照对当时名家多有贬斥。她批评晏殊、欧阳修和苏东坡：“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批评曾巩、王安石的词“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以此提出“词别是一家”的主张。
严格来说，《词论》是用两把板斧砍人。对苏东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李清照认为韵律太差，可对柳永等人的创作，李清照又认为“词语尘下”。一会儿重形式，一会儿重内容，让人难以适从，是用否定来完成建构。
建构“词别是一家”，还有一层意义，即：避免了与历代伟大诗人直接对比，凸显了自己创作的价值。
其实，李清照也曾试图融入到诗的传统中，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堪称“不平则鸣”，可在传统时代，女性作家生活空间相对狭窄，“文以载道”绝非她的擅场。但李清照因地制宜，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天下联系起来。这体现在《金石录后序》中，它将美好追忆、现实伤感与人生渴望三种情感，编织到金灭北宋的历史大背景中。
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很可能是在经历了失败的再婚后，为重新获取皇家遗眷（她的前夫赵明诚为皇族后裔）身份而进行的一次努力，以她多年积累的文字修为，她不仅实现了功利目的（得到宋高宗赵构认可），还顺手创造了中国散文史上一个独特的、感人至深的写作风格。
明朝人为何重新发现李清照
然而，只靠个人努力是不足以完成经典化的。
李清照父亲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文坛地位崇高，当时文人均愿给她一点褒扬，但李清照生前出了两本诗集，均很快失传。
南宋评论者承认李创作有特色，但认为她的作品中过分透露了闺门中事（相关作品似乎都已失传，如今留下的李清照的一些艳词可能是后人伪作）。直到元代，文坛领袖杨维桢仍认为李清照“出于小听挟慧，拘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达，江南出现了闺塾师这一职业，富商家的女孩得以接受良好教育，能文善诗者渐多，她们组成诗社，甚至将相关作品结集出版。面对充满性别歧视的主流文化（直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林黛玉仍认为出版闺阁诗是浮浪之举），女作家们要为自身行为寻找合法性，就必须寻找历史证据，以表明“从来如此”，她们的努力得到许多文人的支持。在此背景下，李清照被“重新发现”。为不使李孤单，明代文人们还塑造出了朱淑真。与李清照不同，朱淑真很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在传说中，朱的出生时间有多个版本，前后相差竟达两百年。有了朱淑真，李清照就有了可应和酬唱的伙伴，则明代女性也可坦然组织诗社了。
后人不批准李清照再婚
在李清照的“再发现”中，暗藏着一个风险，即她曾再婚。
在宋代，女性再婚虽受市井议论指摘，但在具体实践中并不罕见，因宋代法律承认女性私有财产，嫁妆归女性所有。元代时，草原民族法律进入中原，游牧生活不易贮财，故嫁妆归夫家所有，有了经济理性的制约，女性再婚渐成畏途。明代初期兴起“去元化”运动，朝廷广立贞节牌坊，故明清两代，女性再婚为流俗所不容。当李清照成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反面典型时，显然不宜将她树为榜样。
然而，系统是活的，有怎样的漏洞，就会有怎样的补丁。
晚明文人徐公式在《徐氏笔精》中首次提出：“作序（指李清照名作《金石录后序》）在绍兴二年（1132年），李（李清照）五十有二，老矣……必无更嫁之理。”“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
徐公式之说并无多少历史依据，在宋代笔记中，关于李清照再婚的记录比比皆是，李清照在个人书信中也坦承此事，可经清代卢见曾、俞正燮、李慈铭等著名学者“论证”后，“李清照未再婚说”反而成了主流。
清末民初，随着日本人编纂的《中国文学史》传入，中国学者倍感压力，救亡图存成了文学史写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与西方文学史中女性写作传统相抗衡，李清照再被委以重任，成为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基石。
从闺阁诗人成为经典诗人，进而成为“女中丈夫”，这使关于李清照婚姻生活的讨论一度变成禁区。
真正的李清照更加丰富
随着经典化，李清照的诗集正变得越来越厚，反而因此陷入逻辑悖论中：混入伪作太多，以至于我们很难了解李清照的真实写作风格，信息增加了，她反而被淹没、被抹去了。
从根本上说，经典化是反个性的，它不承认偶然、随意和自由。
欧阳修、晏殊等儒家学者写过大量艳情诗，很少有人据此认为他们行为不检点（也有评论者说那些是伪作），可李清照却没有这种自由。只要流露了离别的悲伤，那就必然是晚期作品，只要写了爱情的甜美，那一定是早期创作。
诗歌创作与事实之间真是一一对照的关系吗？作家难道只是现实的被动反应者？可现实是，李清照的人生履历已成后人鉴定真伪的“依据”，真伪之辨，全看能否契合到她的履历中。
总之，李清照不能偶尔淘气一下，不能清醒时写“浓睡不消残酒”，不能在陆地上想到“争渡”，如果她没看见“鸥鹭”，她就永远也不会碰那两个字……她的一切作品必须是为苍生请命，是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她从没想过争文坛地位，从没不着痕迹地抄袭过别人，可世上真有这样的完人吗？
顾颉刚先生曾说：历史是层积的，时间越久，层积的就越厚，就越难理清真相。而李清照的形象变迁史，恰好印证了顾先生的睿见。这也提醒我们，许多被确信的东西未必就是事实，在未经一番知识考古前，我们应保持起码的审慎。
对许多中国读者而言，接受史研究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但只有站在这片高地上，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所熟悉的李清照其实是人工制造出来的，真正的李清照远比它丰富。（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