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改嫁”，朱淑真“失贞”，宋代的两大才女到底怎么了

道德价值取向是说一个时代会有普遍的道德观念和相应的评判标准，人们会根据这些观念和评判标准而做出价值选择。在中国的历史中，知识分子的道德问题总是影响其方方面面。在文学史上，一个人的道德问题会影响其作品的接受情况。人品如诗品、词品的价值观念深深的影响着作者本身的命运及其作品的接受。李清照“改嫁”、朱淑真“失德”之议表面上看只是对二人是否违背了道德伦理进行的论争，其实不尽然。文人的此种争论间接的扩大了其二人在文学史上的知名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二人作品的接受。

有关李清照改嫁贞洁问题，自南宋以来，历经各朝文人聚讼，众说纷纭，而且众家都据以理据，深入探讨了李清照改嫁一事。有的文人撰文或者通过诗歌的方式，批评清照改嫁行为，却仍旧称之为赵明诚的妻子，此实为明贬暗褒，为其改嫁之事辩诬；有的则从正面直接进行论说，认为清照未曾改嫁，以此维护其女性词宗之完美形象。而这样完美的形象或多或少影响着对其作品的接受。

宋元时期，撰文或者通过诗歌讽喻的形式对清照改嫁之事进行批评的有不少人，这无疑间接的扩大了对李清照及其作品的关注度和接受。据可靠资料分析，批评清照改嫁之事的资料达至二十八则。这时期的文人文中多赞美易安之语，仍以赵明诚的妻子称呼李清照，如《朱子语录》中所言道，“明诚，李易安之夫也”，又如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所提，李易安为“赵明诚之妻”。既然清照同朝之人如此称呼易安，想必清照未曾改适，后世文人多以此作为佐证，为清照改适辩诬。

李清照改适之事在明代仍引来热议，批评与辩诬之声此起彼伏。统计有关资料得知，在明代，批评清照改嫁和为清照改嫁辩诬的相关资料有十五则，其中十二则认为清照改嫁之为确有其事，另三则则认为清照未曾改嫁，极力为其辩诬。其中徐火勃从正面否定了清照有改嫁之事的说法，并提出具体理由：一为清照当时已经年老，没有必要改适；二为清照出身宦家名门，自不会做出这等变节之事。此说极具影响力，后人辩诬之说，皆以徐火勃之论说为圭臬。

徐火勃首先从正面否定了清照改嫁之说，传至清代，为清照改嫁辩诬之声蔚然成风。通过统计相关数据，仅在清朝，为清照改嫁辩诬与批评清照改嫁的资料多达五十六则之多，可见，清朝出现了为清照改嫁辩诬的一股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俞正燮。在《癸巳类稿易安居士事辑》中，俞正燮据以史料，考证分析认为清照改嫁实属子虚乌有之说。其后的陆心源、李慈铭、况周颐等辩诬之作，又与俞正燮辩诬理据相互补充修正，使得这种说法就更为有力了。总之，为清照改嫁辩诬之说不断增加，至清代达到最高峰。

一词激起千层浪，朱淑真是否失德是以一首词的归属为开端的。有学者认为《元夕》一词是淑真所作，词中所述淫行荡迹实为不雅，淑真失贞之事可见一斑。也有学者认为《元夕》一词不属淑真所作，淑真失德之论更是讹传。

认为《元夕》一词为淑真所作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杨慎，而且杨慎认为淑真对私情热烈而直接的表达，是其淫行荡迹表露无遗的铁证，淑真失德之事不言自明。在《词品》中杨慎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淑真《元夜》诗（《元夜三首》）的诗意内容与其《生查子元夕》词意相合。因此，杨慎认为《生查子元夕》一词实为朱淑真所作。杨慎认为，男子写如此露骨浅薄的语词，是与比兴有关，若为女子所为，如此大胆、热情的表述，淫行荡迹展露无遗。因此，杨慎不遗余力地攻击朱淑真，疾声厉色指责她有才无德。

杨慎是封建伦理体系的守护者——“幽足以动天地、感鬼神，明足以享人伦、移风俗，可传可记，可诗可颂”，十分重视女子的德行，使得他的文学观念中带有浓厚的伦理化意味。加之杨慎在明代素以博学多闻著称，人皆信服。如明史中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其《词品》一出，而屡被刊刻。读者越多，《词品》的流传就越广，所以杨慎在《词品》中所说朱淑真元夕之事，被许多读者接受。其中不乏知名度颇高的文学家，例如其后的冯梦龙。冯梦龙说淑真不贞，“味此诗词，淑真殆不贞矣”。毛晋也沿袭此说，认为淑真才名因为此词而“白璧微瑕”，继而推广杨慎的立论。由此观之，杨慎关于淑真失贞失德之说，着实影响很深，而此种失贞失德的帽子一经扣上，势必会影响淑真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对其作品的接受的影响更不必说。

为淑真辩护者也大有人在，首推清代王士祯，其后众多的四库馆臣也加入为淑真失德辩诬的行列之中。况周颐对辩诬之说进行了系统总结，最后认定，《生查子元夕》一词不是淑真所为，淑真失贞失德更是无从谈起。这些辩诬之词对恢复淑真名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也将间接影响着时代对其作品的评价与接受。王士祯在清代文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在文学界极具影响力。他在《池北偶谈》书中为淑真辩诬道：“今世所传女郎朱淑真‘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生查子》词，见《欧阳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讹为朱氏之作。世遂因此词，疑淑真失妇德，纪载不可不慎也。”由于王士祯“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主持风雅数十年”，所以他的立论一出立刻引起了文坛的轰动，为淑真辩诬的后世学者也屡见不鲜。

四库馆臣继而吸收了王士祯的立论——“至谓淑真寄居尼菴，日勤再生之请，时亦牵情於才子，尤为诞语。殆因世传淑真《生查子》词附会之。其词乃欧阳修作，今载在《六一词》中，曷可诬也！”四库馆臣代表官方立场，增强和推广了王士祯的论说。在此基础上，况周颐对《元夕》词的辩诬进行系统性的总结。首先，通过对淑真家世环境的考证，从她的作品入手，继而推断旧说并不属实；其次，“多据集中诗词比勘事实”，根据“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等诗句，标举淑真皎洁孤高的志向。另外，以其大家闺秀的名媛身份进行补充说明——“淑真书银钩精楷，摘录《世说》贤媛一门，涉笔成趣，无非懿行嘉言……‘柳梢’‘月上’之诬，由不辩自明矣。”

在三纲五常的传统理念中，女子饿死事小，失德事大，失贞失节更是大忌。在文学批评中，有人品如词品、诗品的理念。因此，如若有女诗人或者词人总是道德绯闻缠身，不仅会影响后人对其人品的判断，更会影响世人对其作品的接受。

李清照、朱淑真的失德、失贞之论，即人品之争，就影响着她们的作品的接受。在古代，认为改嫁即是失节的观念，是上层贵族至下层百姓的共识，对女子的品行要求异常严格，女子改嫁是不道德与不体面的失节之事。古代最高统治者对女子贞洁加以鼓励倡导，“旌节”的荣誉由古代皇帝直接管理颁发，由此看出古代上层贵族是何等重视的女子的贞洁和德行。因此，有德之女子必定会成为典范加以宣扬，“爱屋及乌”的心理效应就会扩大。

古代文人认为文品与人品是相互渗透相通的。刘熙载在《词概》中明确指出“词进而人亦进，其词可为也；词进而人退，其词不可为也”。作者的品行素养与文学创作紧密相连。“论词必论其人”的论调颇受推崇，对文学创作地位的高低之评，与作者的人品优劣直接相关。李清照是官宦名门之后，夫婿是宰相之子，身份地位显赫。加之自身的才华与文学地位，其作品在清代被奉为词作的圭臬，婉约宗主之位自然非她莫属。因此，清人极力为其辩诬，认为词品既高，其人品亦高。故在这一时期，李清照作品的接受总数较之前些朝代有突破性的增长。朱淑真也属此类。在明代，朱淑真失德之说似成定论，至清，朱淑真失德的论调出现戏剧性的反转，而与此同时，朱淑真作品接受情况也迎来春天。朱李二人作品接受总数总体呈上升之势与其人品之论存在如此明显的“共鸣”，不得不说，人品之论与作品接受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诗词作家作品的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