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李清照间的轶闻

　苏轼与李清照都是宋代著名的词人，但苏轼比李清照整整年长一辈，社会关系上本无交集之处。这里所说的“轶闻”是指两人之间因家庭关系所连带产生的一些轶闻轶事。

　李清照的丈夫叫赵明诚，看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都可以知道这对夫妇之间感人至深的伉俪之情。赵明诚的父亲叫赵挺之，山东密州诸城人，与苏轼同朝为官，任监察御史。但此前，他与苏轼却发生矛盾，各生嫌隙。原来，赵挺之任监察御史之前曾在德州任通判，与他同在德州的有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黄庭坚时任德安镇监官，而当时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热中于官场投机的赵挺之为迎合变法，求取进身的机会，硬要在德安实行王安石的“市易法”。市易法规定，商人小贩都要向政府借贷经营，每年纳息百分之二十（其实更高）。黄庭坚认为德安镇小民贫，百姓不堪盘剥，担负不起债负，因而拒绝配合执行。苏轼得知这一消息，在赵挺之参加“召试馆职”（相当于参加最高等级的公务员考试）时，公开批评赵挺之是个极力搜刮民财的“聚敛小人，学行无取”，无资格参加考试。为此，赵挺之深恨苏轼。

　至元祐六年，苏轼在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时获得重用，在京任翰林学士承旨（为皇帝起草文书的主官）时，赵挺之利用他的“御史”身份，上章劾奏苏轼在为大臣吕大防授勋晋爵而写的“制”书中有“民亦劳止”之句，认为这是在引用周厉王的典故“攻击”宋神宗时期为“乱世”！为臣不忠、毁谤人主，令“识者闻之，为之股栗”，是大逆不道！照赵挺之的意见，苏轼该当杀头之罪了。但究其实，这明显又是一种企图以文字罗织人罪的“文字狱”手段。其实，苏轼的原文是：“天维显思，当将启承平之运；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全出于恭颂当朝的联绵属对之语，苏轼亦熟知神宗对他个人的赏识，岂有“不臣之心”？相反，若以此为论，则当时侍御史贾易弹劾苏轼的奏章中有：“豺狼当路，将肆其毒”，岂不是在攻击宋哲宗与宣仁皇太后用人不当，使朝廷上“奸臣当道”？赵挺之的小人行径当时就遭到正直人士的鄙视。但苏轼却因为被诬而主动要求“外放”，离开朝廷到颍州任知州去了。

　李清照的父亲名李格非，因文名而受苏轼赏识，与廖正一等被后人称为“后苏门四学士”。但李清照似乎对此并不买账。南宋初年（绍兴三年），她曾有诗赠韩琦的曾孙韩肖胄，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不承认与苏轼有任何瓜葛，撇清了与苏轼的关系。而李格非本人虽受知于苏轼，但极少来往，考其生平，当苏轼获罪被远贬儋州时，他获得晋升，成为吏部员外郎，可见已经摆脱了苏轼的影响。而李清照在苏轼去世那年（1101年），年十八，嫁与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成了苏轼政敌家的儿媳妇。从这层关系上看，她对苏轼并无好感可知。

　不过，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虽蓄意与苏轼保持距离，后来又与苏的政敌赵挺之结为儿女亲家，却也未能与赵挺之走到一

　起。相反，到了宋徽宗朝，赵挺之作为排击“元祐党人”的干将获得重用，官至副宰相，权倾一时。而李格非却因蔡京颁布的“元祐党籍碑”上列名其中，被革去了提点刑狱的官职，被驱逐出京，全家生计顿入困境。李清照作为赵挺之的儿媳因此出面求情，请赵挺之网开一面，给父亲一条生路。但赵挺之无情拒绝，冷若冰霜。李清照为此有“炙手可热心可寒”，“何况人间父子情”的诗句，对赵挺之的势利无情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故此后人也有赵挺之不满赵明诚与李清照的婚姻，猜忌儿媳的传言。还有“赵明诚死后，李清照改嫁”的传闻也公然出现在宋人的笔记中。

　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之后，像赵挺之这类钻营投机、拉帮结派的政客布满朝列。而且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人结为党派排斥正人却反指对方为“党”，造成“新旧党争，祸及社稷”的假象，于是像苏轼这样本无意于争权霸位、邀宠干禄的正人君子也被诬称为“蜀党”，冤背黑锅，至今未能解脱。让人感叹的是，赵挺之最后也因与蔡京争权而被蔡京整垮，落得个“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贻笑后人。而因赵氏的倒台，赵明诚的猝死，李清照晚年也很不幸，虽不至穷饿饥寒，却也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景况十分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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