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再嫁风波、感情之谜与社会风气

李清照：

再嫁风波、感情之谜与社会风气

编辑制作：北门翠竹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闺情》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女性作家，她被称为女中李后主，她的词和秦观的词一起，被认为是婉约派之正宗。她前期的词主要写与丈夫分离的寂寞无聊，写闺阁闲愁，后期的词特别是在丈夫死后所创作的词，主要写她的深沉的孤独，写国破家亡的哀痛。她的词给人的印象是她与丈夫非常恩爱，相互忠诚，感情专一，正因为如此，李清照晚年再嫁才让人难以接受，才有那么多的争议。

一、

再嫁、“闪离”：省过知惭，扪心识愧

李清照18岁时与丞相赵挺之之子太学生赵明诚结婚。按照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的说法，她和赵明诚两人志趣相投，感情融洽，时常互相切磋诗词文章，共同研究和收集钟鼎碑石，两人经常为了搜集名人书画和古董漆器而“食去重肉，衣去重彩，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人还会相伴去都城开封的相国寺一带的集市上去寻访金石书画，只要看中了，便倾囊购下。每有新购到的金石书画，两人便“相对展玩咀嚼”，“每获一书，即共同勘校，整集签题”。他们的书斋“归来堂”单钟鼎碑碣之文书就达到了两千多卷。后来赵明诚编纂《金石录》，李清照又全力支持。夫妻俩夫唱妇随，相处和谐，感情越来越深。

1129年，赵明诚死于湖州。当时的北宋刚刚灭亡，战乱不断，李清照行无定所，身心憔悴。也就在此后不久，李清照嫁给了一个叫叫张汝舟的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据宋史馆日历而纪的绍兴壬子（1132）九月张汝舟妻李氏讼其夫一案后所作自注云：“李氏，格非女，能歌词，自号易安居士。”一种说法是，李清照身处乱世，又带着收集的金石古董，丈夫赵明诚的《金石录》尚未完成，她想接着完成，权衡再三后，选择了对她仰慕已久的张汝舟。张汝舟是个文质彬彬的君子，对自己很照顾，但不久李清照发现，张汝舟对自己身边携带的文物更感兴趣。李清照不愿将这些文物交给张汝舟，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同床异梦，到后来张汝舟竟然对李清照拳脚相加。李清照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李清照决心离开张汝舟，但张汝舟成缠着不放，无奈之中，李清照告发张汝舟在科考中曾作弊。张汝舟被发配到柳州，而李清照也要坐牢两年，依照当时法律，女人告丈夫要坐牢两年。不过李清照只坐了九天牢便被释放了，因为她名声大，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再加上自己家人和赵明诚家族救助。李清照出狱后给亲戚写的信中说：“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扪心识愧。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虽南山之竹，岂能穷多口之谈？惟智者之言，可以止无根之谤。”

另一种说法是，赵明诚病逝后，金兵南下，李清照逃难江南，面临着生存安危问题，身体本来不好，加上奔波劳累，更受赵明诚之死的打击，李清照得了一场大病。李清照的胞弟李远帮着料理家事，张汝舟托媒来求婚，表示久慕李清照，要照顾李清照。李远信以为真，替李清照答应了婚事。李清照的公公早已离世，赵明诚的两位哥哥存诚、思诚以及妹夫可以接济李清照，但李清照还有情感精神的需要，张汝舟是个读书人，他对病榻上的李清照关怀备至，李清照很感动，以为遇到了蓝颜知己。

二、

感情之谜：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也有人认为，李清照这么快就再嫁，说明她与赵明诚的感情并非像她在词文中表现的那么深厚。史料记载，李清照回京探亲，曾遭公公冷遇。赵明诚之父赵挺之与李清照父亲李格非在政治上对立，当时朝廷内排挤元祐党旧臣，作为苏门“后四学士”的李格非被罢官。李清照回到父母家，新婚燕尔而离别，其痛苦可想而知。李清照向公公赵挺之求情，赵挺之没有伸出援手，李清照在诗中感叹“炙手可热心可寒”。如果赵明诚和李清照真的爱得那么坚贞，赵挺之不会不帮李清照的父亲说话。

到了后来，赵明诚有“缒城宵遁”之事，李清照对赵明诚有所不满。《续资治通鉴》记载：“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李谟觇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诚，则与通判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赵明诚竟不顾城内百姓，在危险关头自己逃命。 因为玩忽职守，上任江宁知府才一年半的赵明诚被免职。建炎三年（1129）三月，赵明诚离开金陵，带着李清照乘船到芜湖，途经乌江县，到项王庙中凭吊项羽，李清照写了《乌江》诗。李清照借歌颂项羽讽刺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及宋高宗的逃跑主义，而赵明诚也逃跑，李清照自然对赵明诚有看法。

有人认为李清照缠绵忧伤的词中暗示赵明诚有嫖妓或纳妾之举。赵明诚是否纳妾无从考证。赵明诚有父亲作靠山，当上了鸿胪少卿。在妻子远离京城的情况下，风流倜傥的赵明诚纳妾或寻花问柳当属正常。后来，朝廷下令大赦，解除党禁，这对李格非一家无疑是利好。而赵挺之和蔡京争权失败，李清照陪着赵明诚避居青州乡野，赵明诚无奈之下，只好和李清照一起，以收集金石文物消遣。金兵南下，他们再一次分离时，赵明诚嘱咐李清照保管好金石器物，李清照问赵明诚：“如闻城中缓急，奈何？”赵明诚说：“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勿忘之。”赵明诚不考虑李清照的生命安危，只在乎那些古玩文物，要李清照在流离颠沛中保护好这些东西，给李清照很大的精神负担。

赵明诚和李清照没有子嗣的原因，或也与感情不深有关。李清照在《凤凰台上忆吹箫》中说：“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武陵”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武陵源即桃花源，象征着桃花，指男子的外遇。刘义庆《幽明录》记载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与仙女结合。李清照或暗指赵明诚三心二意，朝秦暮楚，赵明诚或有纳妾之意。“烟锁秦楼”用的是萧史弄玉的典故,秦穆公女儿弄玉与夫萧史居凤台，相爱甚笃，后二人羽化登仙。李清照用此典故委婉地表达对赵明诚让自己独居闺阁的幽怨。李清照在《临江仙》中说：“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常扃。柳梢梅萼渐分明。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或暗指赵明诚游冶章台，寻花问柳。李清照追求的那种忠贞的爱情，从赵明诚那里并没有得到。她和赵明诚之间没有心灵上的契合。

王美芳 赵国经夫妇作品

三、

讥笑、辩诬：谣诼多嫉，蒙诟抱诬？

后世人们对李清照是否再婚争论不体。明朝的徐渤对《苕溪渔隐丛话》中关于李清照改嫁的说法表示质疑：“李易安，赵明诚之妻也。……李五十有二，老矣。清献公之妇，郡守之妻，必无更嫁之理。……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他认为清照出身名门，又嫁赵德父，不可能再嫁。

清代的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中为李清照再嫁辩诬：“妃子沼吴，重归少伯。美人亡息，再醮荆王。简帙工讹，殊难理遣。世传易安居士再适张汝舟，卒至对簿，有与綦处厚启云云，为时讪笑。今以金石录后序考之，易安之归德甫，在建中辛巳，时年一十有八。後二年癸未，德甫出仕宦越。二十三年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其明年建炎丁未，奔母丧。又明年戊申，德甫起复，知建康府。又明年己酉春，罢职。夏，被旨知湖州。秋，德甫遂病不起。时易安年四十有六矣。越五年，绍兴甲寅，作金石录后序，时年五十有一。其明年乙卯，有上韩胡二公诗，犹自称闾阎嫠妇，时年五十有二。岂有就木之龄已过，隳城之泪方深，颇为此不得已之为，如汉文姬故事。意必当时嫉元祐君子者，攻之不已，而及其後。而文叔之女多才，尤适供谣诼之喙。致使世家帷簿，百世而下，蒙诟抱诬，可慨也已。”“易安居士再适张汝舟，卒至对簿，有与綦处厚启云云。宋人说部，多载其事。大抵彼此衍袭，未可尽信。宋史李文叔传附见易安居士，不著此语。而容斋去德甫未远，其载於四笔中，无微辞也。且失节之妇，子朱子又何以称乎。反覆推之，易安当不其然。”

但宋代的很多笔记杂传众口一词说李清照再嫁。宋代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李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传者无不笑之。”朱彧《萍洲可谈》说李清照：“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王灼《碧鸡漫志》中说：“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洪适《隶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说李清照曾再嫁。胡仔等人都是南宋的名流，而李清照词名誉满京华，他们杜撰的可能性很小。

四、

再嫁之风：夫妇偶合，义绝则离

实际上，在宋代，上起皇亲国戚、官僚士大夫，下至市井百姓、山野村妇，寡妇再嫁、妇女离婚再嫁甚为普遍。北宋时，公主可以再嫁，甚至皇后也有二婚者。宋太祖的胞妹在丈夫死后再嫁，宋徽宗的女儿也再嫁。宋真宗的皇后刘氏先嫁龚美，后入皇宫：“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张昊时给事王宫（当时宋真宗为襄王）言于王，得召入，遂有宠。”宋仁宗的皇后先嫁李某，在李某婚宴逃婚后，回到娘家，没想到几经曲折，后来竟然成了皇后：“李观察，士衡之孙，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仙事，父母强令娶妇，遣行人议曹氏之女。及礼席之日，曹氏己入门，化先逾垣而走。曹氏复归。后曹氏选纳为后，慈圣光献是也。”宋英宗治平年间“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己上，即许为婚姻”。宋神宗元丰元年“诏宗室袒免以上女，与夫离而再嫁，其后夫己有官者，转一官”。士大夫阶层妇女多有再嫁者。范仲淹的母亲曾改嫁长山朱氏。王博文之母张氏改适韩氏。刘湜年少丧父，母亲改嫁营卒。古代“二十四孝”之一的朱寿昌的母亲再嫁党氏。市井乡村社会中妇女再嫁更为平常。当时许多妇女在丧夫之后,父母或舅姑们出于生计的考虑,大多支持她们再嫁。当时的河北河间府风俗多劝寡女再适：“守节嫠妇过三、五年或一、二年者，父母兄弟恐其贫穷不能终志，多劝之改节。”《宋史·列女传》中有很多父母劝寡女再适的记载。

北宋时，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多从现实出发，为寡妇不必孤守空门。北宋初年，太祖曾鼓动左卫将军王承衍之妻改嫁。宋英宗治平二年，礼部侍郎王畴卒，宋英宗命王妻“适人”。士大夫们大都不主张妇女守节，认为妇女空守节义没有任何意义价值，填饱饥肠远比守节重要的多，“饥肠雷鸣无可奈，礼法虽存何足赖”。他们还认为妇女离婚改嫁也很正常，北宋司马光认为：“夫妇以义合，义绝则离之。”“义”是夫妻关系存续的前提，义绝则离。王安石也说：“夫妇之缘偶合尔。”理学家程颐提出“出妻令其可嫁”，认为如果是男人提出离婚，应该为女方着想，不要损害女方的名誉，以免影响女方再嫁。

北宋时士大夫们在行动上支持妇女再嫁。范仲淹亲自订立《义庄规矩》，支持妇女再嫁：“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宋仁宗天圣年间，枢密直学士李若谷知并州时曾规定：“赘婿、亡赖委妻去，为立期，不还，许更嫁。”宋初许多士大夫的母亲都曾再嫁，他们都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北宋范仲淹的母亲在范父死后再嫁到朱家，范仲淹儿子范纯祐的孙女丧夫后生了病，病愈后又嫁给了洛阳人奉议郎任谞。宋仁宗时的参知政事吴育的弟媳有“六子而寡”,御史唐询弹勤吴育“弟妇久寡，不使再嫁”。北宋中期的宰相向敏中的其女生病了，女婿皇甫泌却终日在外玩乐，向敏中上书皇帝，请求批准女儿与皇甫泌离婚。宋神宗时的宰相王安石劝自己的儿媳与自己儿子离婚，还主动为儿媳择婿，《东轩笔录》载：“王荆公之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竟以悸死，又与其日相斗阴。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离之。”“王雱”当为“王旁”之误。

在理学形成的南宋时期，妇女再嫁仍比较普遍，贞节观念只在上层社会里有影响，而且影响很小。南宋法律规定：“诸居夫丧百日外，而贫乏不能自存者，自陈改嫁。”不少寡妇在丈夫死后继承了大笔财产，生活足以自给，但守寡不久也都再嫁，因为除了物质需要外，性、情感、精神的需要也很重要，有时更为重要。除寡妇再嫁外，南宋还有离婚再嫁和寡妇招接脚夫两种情况。许多士大夫之女因与丈夫感情不偕而离婚另嫁。南宋法律允许妻子在丈夫外出三年不归、音信皆无的情况下改嫁。寡妇无子而招后夫在北宋时就有，南宋时称“接脚夫”。寡妇改嫁不能继承前夫财产，“朝嫁则暮义绝”。寡妇若招“接脚夫”则有权继承夫家财产，南宋时的《户令》规定：“寡妇无子孙并同居无有分亲，召接脚夫者，前夫田宅经官籍记讫，权给，计直不得过五千贯，其妇人愿归后夫家及身死者，方依户绝法。”妇女享有再嫁的自由，即便三嫁亦被允可。南宋时的《清明集》卷十《人伦门·夫妇·女嫁己久而欲离亲》记载，聂某因其婿放荡不俭，屡遭刑罚，有辱门户，要求女儿与之离异，但聂女却以“夫妇和睦”为由拒绝离婚。名公胡石壁却对聂女的这一行为表示怀疑：“岂果有烈女不事二夫之操哉?”

五、

贞节观念：饿死事大，贞节事小

理学的贞节观在宋代没有多大影响。理学家二程提出“女守贞，男灭欲”的观点，关于“女守贞”，就是一女只事一夫，夫死也不改嫁：“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贞节观为南宋的朱熹所发展。朱熹认为“夫为妻纲”是人之大伦，“三纲之首，理不可废”，他十分赞赏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说法，他做官时多次下令：“保内如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迹显著，即仰具申，当依条族赏。其不率教者，依法究治。”朱熹甚至认为妇女守节是“天性之心不易之理”，他极力赞美“守节不嫁”的孀妇，认为这体现了社会的“风俗之美”,而“夫死改嫁，皆是无恩也”。但朱熹的思想在较长一段时期里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南宋宁宗时，朱熹的学说被当作伪学受到打击。朱熹的学说真正产生影响是在明代，到了明代，朱熹的《性理大全》被颁行全国，朱熹注释的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

整个宋代，寡妇再嫁或妇女离婚改嫁被认为是正常的，守节不嫁反而被认为是不近人情，受到质疑。这说明宋代是个比较开明的时代，以人为本，礼教并没有像后人想的那样严酷。朝廷的法律允许妇女再嫁。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下诏：“不逞之民娶妻，给取其财而亡，妻不能自给者，自今即许改适。”南宋时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亦听改嫁。”考虑到寡妇单身生活不易，宋代法律还进一步削短寡妇改嫁的时间，法律原规定“夫亡六年改嫁”，宋哲宗元佑八年规定：“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南宋法律还允许妇女主动提出离婚而改嫁：“己成婚而移乡编管者，其妻愿离者，听。”法律允许妇女在丈夫因犯罪而“移乡”或“编管”的情况下提出离婚。南宋宁宗开禧元年新校订的《皇佑法》中规定：“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

六、

争娶寡妇：“重利轻义”，性比失调

另一方面，贞节观念淡薄也与商品经济发展有关，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受到冲击。当时有不少争娶、抢娶有钱寡妇的记载。宋真宗时，大臣薛居正之子薛惟吉死后，薛惟吉之妻柴氏想再嫁，两个宰相张齐贤和向敏中争着娶妻柴氏，还因此结下了仇，甚至惊动了皇上，程颐说：“向敏中与张齐贤争娶一妻，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宋神宗时，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寡妇李财产，与同居”。宋宁宗嘉定年间，福建提举茶司干官叶嗣立“更娶海盐蔡家寡妇常氏，席卷其家财”。当时的很多笔记杂史中记载争娶有钱寡妇的故事，如《夷坚志三补·崔春娘》就记载张临没出名前与倡女春娘情投意合，“连获乡举”后，将与春娘的海誓山盟誓抛诸脑后，娶一富家寡妇。南宋时，离婚后拥有财产的妇女也成为男人争娶的对象。

《宋刑统·户婚律》规定：“妻家财产，不在分限。”无论是离婚还是守寡，女子从父母家带来的嫁妆、奁田是自己的，好比现代社会的婚前财产，可以带着再嫁或改嫁。如果女子父族富庶，嫁妆、奁田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寡妇如果招后脚夫的话，还可以继承前夫的财产。北宋法律规定：“妇人夫在日己与兄弟伯叔分居，各立户籍，之后夫亡，本夫无亲的子孙及有分骨肉，只有妻在者，召到后夫，同共供输，其前夫庄田，且任本妻为主，即不得改立后夫，户口候妻亡，庄田作户绝施行……”南宋时限制寡妇继承前夫田宅“计值不得超过五千贯”。实际上，当时不少寡妇用各种手段携带夫家很多财产改嫁。北宋末年曾担任乐清县令的袁采说：“作妻名置产，身死而改嫁，举以自随者亦多矣。”宋徽宗绍圣年间，太子太保韩缜死后，“家资巨万”，其爱妾蟾奴“尽携他适”。韩缜之子宗武竟“恬然不较，乡里服焉”。

也正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夫族不希望寡妇守节。寡妇守节可继承亡夫财产，夫族凯靓这批财产，不欢迎寡妇守节。宋代法律规定，寡妇有子守节，则“子承父分”，由其子继承夫产，如寡妇无子守节且不立继子，寡妇本人可继承夫产，“寡妻妾无男者，承夫分。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分”。南宋法律补充：“寡妻守志而无男者，承夫分。妻得承夫分财产，妻之财产也。”如寡妇无子而立继子，则由继子继承亡夫财产。寡妇有权选择继子，既可立本姓宗子为继，亦可立外姓人为继，只要年在三岁以下既可。寡妇守节，若有子则由子继产，无子而不立继，由寡妇本人继承，立继则继子继承财产。若寡妇改嫁，亡夫财产则由族人瓜分。凯觑财产的族人不欢迎寡妇守节，尤其是寡妇立外姓人为继，财产会转入他人之手。寡妇守节非会遭到夫族的排挤。如果寡妇无子，舅姑考虑到寡媳既不能传宗接代，又要分家产养活她，很不划算，劝其改适，不仅可以减轻家庭负担，还可能得到一笔聘礼。

溺杀女婴造成男女比例失调是妇女再嫁较为普遍的社会原因。据记载，当时荆湖北路的岳、鄂诸州“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福建路杀溺幼婴的习俗最为盛行。宋代重男轻女思想流行，北宋的梅尧臣在诗中说：“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岳鄂间田野小人……尤讳养女”。福建等路也“生男稍多，便不肯养，女则不问可知”。宋代的厚嫁之风是溺杀女婴的另一原因。当时嫁女之费很高，吕祖谦所订立的《宗法条目》中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中产之家一旦生女，就要“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北宋司马光说：“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因此故也。”溺杀女婴造成男女人口比例失调，如福建路“村落间至无妇可娶，买于他州”，岳、鄂州等地“民间少女多鳏夫”。很多男子讨不到老婆，铤而走险，拐骗、掠夺妇女：“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谓之无复忌惮。”在这种情况下，寡妇、离婚妇女成为社会上男子争娶的对象。

总而言之，在李清照生活的时代，寡妇再嫁不仅不是耻辱，还得到理解和支持。李清照再嫁很正常，当时人笑话李清照，可能不是因为她的再嫁，而是笑话她的“闪离”。后世人不了解宋代的情况，认为宋代人遵从“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节观，以寡妇再嫁为可耻，认为那个时候的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压制，没有人身自由，离婚再嫁根本不可能，这些都是误解。实际上宋代既重视法理，又讲人情，对人的生存权利比较尊重，比前朝后代开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