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       提起宋代才女李清照，很多读者首先会想到她与赵明诚之间的伉俪情深。在“千秋”以来积淀的先人之见影响下，一个早年清纯可爱，老年饱经风霜、脆弱敏感且颇有才情的痴情女子成为了李清照的流行形象。

  •      在我国关于古代文学史的大部分教材中，李清照的介绍寥寥数语，作为作家的她一直游离于文学史之外。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女性主义的崛起，女性研究者不断增多，李清照研究重新成为学界的焦点。

  •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陈祖美的《李清照评传》以及邓红梅的《李清照新传》都成功地将易安居士重新推向公众视野。在海外，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汉学家艾朗诺的专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备受关注，被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赞为“迄今为止关于这位中国古代最著名女作家的最好研究，也可能是我目力所及最好的研究”。近日，艾朗诺携中文版新书作客上海古籍书店，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女性作家——李清照。

  •         艾朗诺直言，千百年来，对于李清照，学界和大众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李清照的真实形象被扭曲。这种变化往往是基于满足后代对伟人想象的要求。他以孔子形象的演变例证，说明了从汉代到清末再到现代，孔子形象在不同年代之间的差异。同样，当今关于李清照的流行形象也与这位女性作家的真实面貌之间有着相当的差距。其中，争论的核心便在于她的再嫁事实。在宋代，寡妇再嫁并不少见。但作为在文学史上留痕的女作家，李清照的再嫁有损其形象。

  •       对以前的学者来说，李清照是他们从晚清继承下来的李清照，她有着相当保守的形象：一位对赵明诚有着生死不渝之爱恋的女性，一位在守寡生涯中完全不会动再嫁念头的女性。在我国现有的四座李清照纪念堂中，也可见那个侍奉夫君赵明诚的李清照塑像，再嫁事实一直被规避。

  •          此外，对于李清照的解读，学界普遍以女词人定义这位女性作家，将女词人的词作与其生平一一对应，认为《〈金石录〉后序》是她的怀旧之作，通过自传式解读把李清照脸谱化。艾朗诺强调，事实上，李清照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的作品并不局限于词作，也包含大量诗歌，还著有学术作品《词论》。由于她的全集早已失传，导致当今研究者对她的了解主要集中在词作上。与“诗言志”的诗歌创作传统不同，词的创作有更多想象的空间。词是否就能代表她创作的最高水平，能否直接代表她的人生经历，目前均不能给出定论。

  •         与此同时，明代以后，还有很多艺术水准一般的无名诗作归于李清照名下，很大程度上再次混淆了读者对她的了解。艾朗诺认为，很多研究者在研究男性作家词作时，往往能够把作品与作者分开，更深入地分析文本的内涵。但一涉及女性作家，例如李清照，研究者就将作家与作品中的声音完全对等，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做法。他指出，这是当今研究者对女性作家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不尊重。这种将女作家创作单纯化，将女作家脸谱化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误读，加速了对李清照形象的扭曲。

  •         真实的李清照到底是怎样的呢？她与流行中的李清照形象又存在哪些差别？艾朗诺笑称，李清照是一位自信要强、敢于迎难而上的女强人。她非但不柔弱，反倒坚强自主。在宋代理学的压制下，李清照仍然凭借自身才华突出重围，成为了宋代文学史上重要一笔。她不仅聪慧过人，记忆力超群，在创作中也十分刻苦，曾在大雪天出门寻诗意，与赵明诚比试也是常胜将军。

  •         在《词论》这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她对当时词坛上重要的男词人逐一批评，充分显示出她对自身作品的自信，也侧面反映出她的勇敢。为了立足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李清照始终保持她的孤绝，坚持创作，在傲人的天赋外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李清照始终以独立的精神出现在文坛上。

  •        在赵明诚死后，她选择了再嫁，但婚后发现男方在科举中舞弊，便毅然决定离婚。在当时，她为了离开这个品行不端的男子，以入狱为代价检举男方的罪行。这种独立与果敢的精神，哪怕置于当下社会，也值得称赞。她的改嫁与离婚将她从赵明诚之妻的身份中解放出来，更独立地以作家的面貌，凭借作品出现在后世视野中。这种精神也延伸进她的创作中。她笔下的女性不再是男性词人笔下模式化的平庸女人，她细细描绘笔下女性的形象思考与感受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写法，她告别了男性词人所依赖的写作传统，使得传统题材在易安笔下独具一格，她创造出了同时代男性作品中未出现的女性。

  •         在讲座中，记者从艾朗诺的研究方法中发现了一些不同于国内研究的新特点。作为一名海外汉学研究者，艾朗诺在讲座中多次强调他的研究得益于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他表示，目前国内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海外汉学研究者的新观点总是得益于西方文学理念与研究方法。实则不然，他强调自己并不依赖西方文学理念，力求避免用西方文论研究中国文学。在他看来，海外研究者研究中国文化拥有从外向内看的新角度，这个角度往往能够带给他们异于国内研究者从内部看自身传统的新体验，从而获得一些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