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复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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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The Burden of Female Talent: The Poet Li Qingzhao and Her History in China）是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于2013年出版的著作，现有夏丽丽、赵惠俊译介的中文版，已于201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才女之累》，“累”字应该读几声？如果我们寓目本书原版标题中“Burden”一词，此处的“累”字就应读作第三声，取“重负”之意；如果我们看到“重负”带来的后果，此处的“累”字就应读作第四声，取“心累”之意。姑且不去操心第三声还是第四声罢——当我们走完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便会恍然觉得，真正为这“重负”感到“心累”的，不止李清照，还有我们自己。
▲《才女之累》原版封面
赵惠俊
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复旦青年记者 蔡怡婷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蔡怡婷 采访
复旦青年记者 尹逸昕 顾然 编辑
为什么pick李清照？
本书所谓的“重负”，指的是李清照为“才女”身份付出的代价——在传统社会性别想象的统摄力量下，她的形象被赋予了各种附加物，使得今人熟知的李清照与其本人相比，发生了强烈的拓展与讹变。
随着社会观念的流变，不同时代打造出的李清照形象，微妙地呈露着不同的面貌。有鉴于此，艾朗诺细致地将才女身份之“累”（第三声）加以历史化，试图通过对李清照接受史脉络的考掘，展现其文学形象与社会观念间的纠缠。其中作者力图澄清的，是将李清照之词，视为她情感与经验直接表达的解读传统——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我们知道，词体起源于应歌，由于作者创作时需要考虑听者的审美趣味与理解能力，其词作呈现出的面貌，已经与本人存在着疏离倾向。
而更进一步加深文本与词人间距离的，是文本写定时间，严重滞后于作者活动时间的事实。
一方面，词体作为演唱脚本，不可避免地会在歌女口头传唱的过程中，发生文本的流动（比如受音乐种类的影响而调整字数），以及作者归属的变化。另一方面，不同编者从歌女处搜辑成编的过程，也会导致文本的流动，甚至还会造成空间上的错位：同一个词人的词集，可能在不同地区流通着不同的内容。
可见，从词体的性质到文本的写定，都可能导致词人与词中人的分离。但词作的读者对此却未必有清晰的意识，而依旧采用传记式的阅读方式，将词人与词中人混为一谈。这还不够，许多读者还常常发挥想象力，敷衍故事，驱策词人的形象朝着期待的方向发展，与真实的词人渐行渐远。
▲《才女之累》中译本
自然，词学研究者也意识到了这些误区，词人与词中人的区分也始终是词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是随着一批又一批男性词人的涌现，在“知人论世”传统的渗透下，词中人的性别即便是女性，也逐渐向男性过渡，研究者便愈发坦然地将词中人与词人紧密相连了。由《楚辞》“香草美人”传统发展而来的“比兴寄托”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样的误区。
这也是艾朗诺为何在一众词人之“累”中，独独拈出李清照之“累”的原因。“知人论世”的传统要求学者熟悉研究对象的生平，可一旦史料文献利用殆尽，学者便只能转向词作以寻求更多的信息。李清照作为女性，存世文献的数量远远不敌男性，再加上李清照本就是女子，她的形象很容易与词中女子的形象重合，研究她的学者，也就更容易试图从词作挖掘资料了。
她不止是一位妻子
自传式解读的后果，就是传统学者往往花相当大的精力将易安词系年，并布置到李清照已知生平的不同时间点上。他们规定她不同时期应有的心境，“仿佛特定处境下只能有唯一情绪似的”，然后主观地依照词情、词义判断词作归属哪个阶段。由于文本往往是模棱两可的，艾朗诺便将这些学者的系年过程形容为“用最琐碎的线索，做最大胆的推断”。
不同学者的编年成果，常常大相径庭、彼此矛盾。在此基础上，面对存疑之作，能否穿插进构建好的生平，也是辨伪的一大出发点，但这依旧是一种想当然式的推断。学者若判定某篇词作为李清照本人的作品，就会根据新入词作调整、甚至重构年谱。他们构造不同的脚本去想象她有哪些时机可以与丈夫离别，就是为了找到一个间隙，为她创作“怀人”词找到充分的理由。
▲清人李清照画像
可是，关于李清照的史料寥寥无几，且多数是附于男性亲属之后的连带记载。所以学者在搭建她的生平框架之初，取材的主要来源还是其男性亲属的资料。这导致易安年谱初具形态时，就有了将李清照的生平窄化为夫妻感情史之嫌。
于是，学者继续将易安词对号入座时，便不可避免地将词情逐一分析为对丈夫赵明诚的情感。李清照的文学个性及自我形象，被简化为“赵明诚之妻”的唯一身份，这对她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为了破除这一印象，艾朗诺转向李清照现存的非词体作品。在《词论》、“打马”主题著作、题献诗作中，艾朗诺抽绎出李清照“妻子”身份之外的多面形象。在分析叙述婚姻生活的《金石录后序》时，艾氏尖锐地指出，即便丈夫没有纳妾等行为，妻子也可以对他爱恨交织。他进一步反击传统论述道：“即便在赵明诚身边，李清照也会感到寂寞，“但读者却不愿这么想。”
实际上，艾朗诺反对的关键已经悄然发生了偏移——他真正的矛头并非指向自传式解读，而是其中将李清照简化为赵明诚之妻的一面。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艾朗诺此举似乎大可不必，与其说李清照是赵明诚之妻，不如说赵明诚是李清照的丈夫。但可惜，许多传统的学者并不这么想，他们将这位大才女，定义为被丈夫左右全部情感的传统中国女子。而驱策艾朗诺为李清照正名的最大动力，就是破除这令人不快的传统印象。
▲这不好惹的眼神，分明就是不靠男人的大女主
过于超前的“新”李清照
如上所述，艾朗诺实际上是塑造出了一个新的“李清照”。这个新形象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她过于独立，不为夫妻情感左右，将文学创作视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方式，并以此骄矜自负，势要闯入男性操持的文学世界中一争擅场。但考虑到宋朝的文化背景，读者不免感到有些奇怪：李清照如果在当时就能有这样的思想，未免太过超前。换句话说，这太像一个现代人了。
艾朗诺开宗明义时便声明，本书虽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研究成果有所征用，却并不会将关于前现代欧美女作家的研究，完全套用于12世纪的中国。尽管如此，女性主义批评终究是其基本的理论视域，与该视域相关的思维模式，也时时渗透在他的论述中。
一个明显的线索，便是本书塑造出的“新”李清照形象，它与其说是通过细读文本得出的结果，毋宁说是作者将自我情感，注入名为“李清照”的容器后得到的东西。他不仅过度赋予李清照现代化的女性主义思想，还试图从这一思想出发，分析古代男性评论家的心理动机。
就拿李清照改嫁一事来说吧。作者为一系列评论家总结出了一套话术——先称赞李清照的才华，之后立刻或明或暗地指出其于丈夫去世后改嫁的经历，并不忘补充她晚景凄凉的结局。由此，作者将这些评论家归纳为同一个心理模式：由于李清照的才名无法撼动，他们只得先承认这一点，然后等待时机，随时预备将她从“才女”的神坛上拉下。改嫁事件无疑是一个精妙的口实，他们冷嘲热讽，以此弥补才华不敌女流的心理落差。
至于清代学者否认李清照改嫁一事，也不难理解。明清社会对改嫁行为的批判，较南宋激切更甚。一些学者实在难以割舍对“偶像”的喜爱之心，便挣扎着否认再嫁的事实，但横亘眼前的宋代文献言之凿凿，令他们无法自圆其说。
艾朗诺认识到了这些评论家的心理动机，却没有完全认识。他将三位清代学者的相关论争，简单划归为“数百年的历史文献与当下社会价值观、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却忽略了三人贞节观各自特殊的现实关怀。即使其中的俞正燮有所声明：“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语，使才人下配驵脍，故以年分考之。”可作者还是坚持认为，这句话无意间透露了俞正燮内心相反的真实声音——艾朗诺这里以论带史，有点不讲道理了。
其实，考察研究对象的传播与接受史而得出规律，本来无可非议。只是艾朗诺在分析部分男性评论家的心理动机时，语气过于强烈、绝对，归纳出的模式也相对单一，才会给人诛心之感，而这并非他写作本书时期待的结果。
才女之“累”，让我们也很累
艾朗诺没能在剥离李清照的“重负”后及时收手，而是强作解人，就导致全书的观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最后两章回归词作的细读部分，比起之前篇幅浩繁的铺叙，实在是逊色了不少；作者所谓的“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研究，却使自己的研究也成为了接受史的一部分。书中的一句警示“若自以为能够完全摆脱相关预设与假定，就未免太天真了”，兜兜转转，成了作者自道。
纠正带有历史化倾向的词学研究本就有很大的风险，同为海外汉学家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精到地将其譬喻为“用纸牌搭起的屋子”，何况艾朗诺在纠正了历史化倾向后，又进行了个人性的重建工作，于是他呈现出的“纸牌屋”，便越发扑朔迷离了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书名仿佛再次向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才女的“重负”，何尝不是压在后世评论家身上的“重负”。而目睹这一切感到头疼的我们，也不免为之“心累”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信编辑丨尹逸昕
审核丨甲干初
原标题：《李清照的累，让我们也很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