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李清照暮年“失节”

一代“婉约词宗”亦是“巾帼须眉”——这是后人给李清照的评价。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她晚年流荡无归，屡遭打出，谢世以后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晚年有没有改嫁张汝舟。

    张汝州何许人也？在史料上没有记载他的事迹，有关资料是随李清照提到的。据说他是一个小小的“财吏”，担任当时的右奉承郎监诸军审计司，相当军营里负责财务审计和审核的一个官员。

关于这个问题，从宋代一直争论到如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愿意还清照一个清白，在纷纭复杂的史料当中不得不做一些探讨。

宋代人赵彦卫的著作《云麓漫钞》中存有李清照的一封信——《上内翰綦公崇礼启》，（以下简称《谢启》）。按《谢启》的说法，李清照是在重病期间被骗结婚的，婚后，张汝舟暴露出市侩面目，清照不堪虐待，揭发了张汝舟以前的匿罪，按照宋代《刑统》规定：妻告夫，虽属实，仍须徒刑二年。当时的大官吏綦崇礼帮了清照的忙，使她免受了牢狱之苦。事后，清照对綦崇礼表示“感戴鸿恩”，写了这封信。关于李清照改嫁一事，除了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以外，尚有六部之多的宋代著作提及此事——这就是关于李清照晚年“失节”的原始依据。

到了明代，有一位名叫徐勃的学者首先提出了李清照的改嫁不可信，他的观点主要是清照的一生经历和她的官宦出身，到了晚年不可能改嫁。到了清朝，便有许多学者都为李清照改嫁“辩诬”。卢见曾根据清照生平事迹推断不可能改嫁，他说：“观其（清照）洊经丧乱，犹复爱惜一二不全卷轴，如获头目，如见故人，其惓惓德夫（赵明诚字）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负之理。”（《雅丽堂本金石录》）继卢见曾之后，俞正燮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改嫁不可信，首先他采用史家编年的方法排比岁月，接着指责宋代著作的记载不可靠。俞正燮考证的李清照经历，没有改嫁张汝舟的可能。他指责《谢启》虽记载了李清照改嫁的整个过程，可是《谢启》又为什么称此事为“无根之谤”呢？再者，男女婚嫁世间常事，朝廷不须过问，《谢启》中怎么会有“持官书文字来辄信”之类词语？在俞正燮看来，《谢启》文笔劣下，前后矛盾，中间杂有佳语，定是篡改本。根据《谢启》内容分析，只有把其视为李清照感谢綦崇礼解救“颁金通敌”（李清照另一冤案）一案，才更说得通。针对宋代历史性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上记载李清照改嫁一事，俞正燮认为，《要录》的作者李心传与李清照远隔万里，他很可能是误听误载。近代，也有不少人否定李清照晚年改嫁。况周颐考证了李清照、张汝舟在赵明诚死后的行踪，证明了两人踪迹判然，不可能有婚配之事。现代人黄墨谷附和上面观点并且作了补充。她认为：第一，从李清照自传性文章《金石录后序》中可以看出，“颁金”案发生在建炎三年，但是延续到绍兴元年仍未解决，何况《谢启》是事后感谢信，当然有可能作于绍兴三年以后。这样，《谢启》中提到的背景和綦崇礼的官衔等与事实就没有矛盾了。第二，綦崇礼与清照的丈夫有亲戚关系，清照如果真有改嫁一事，而且又涉讼，她会腆颜去求他帮助吗？第三，宋代有这么多人提及李清照改嫁，那么，赵明诚的表甥，又是綦崇礼的儿女亲家谢伋不会不知道。然而，谢伋在《四六谈尘》中不但不提再嫁一事，而且称清照为“赵令人李”，书中还引用李清照对赵明诚表示坚贞的祭文。第四，摒弃李清照的诗词文章、生平事迹来议论改嫁一事是不全面的。李清照曾说：“虽处忧患而志不屈。”在赵明诚卒后，她又为颁行明诚的著作《金石录》耿耿于怀，这些情况也是否定李清照改嫁的佐证。

 与上面看法相反，现代学者王仲闻、王延梯、黄盛璋等认为清照改嫁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黄盛璋在《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中指出：记载李清照改嫁的材料，就时间而论，胡仔、王灼、晁公武、洪迈都是李清照同时代人；就书的性质而论，又是史书、目录、金石等严肃的东西；就地域而论，胡仔、洪迈之书一成于湖州，一成于越州，并不是相去万里。同时，胡仔、王灼成书时李清照仍然健在，要说在清照生前他们就敢明目张胆地造她谣、伪造《谢启》是很不近情理的。

另据《李清照全集评注》“年表”记载：

公元1132年（宋高宗绍兴二年）

李清照四十九岁。

正月，高宗至临安，清照随后也赴杭。

夏，清照再适张汝州，九月离异。张汝州以清照讼其妄增举数入官而编管柳州，清照以宋《刑统》当徒二年。翰林学士綦崇礼从中援手，清照得免，作《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以谢之。

按，李清照改嫁事，宋人多有记载，自明徐勃（带火旁）起，始提出怀疑，明清诸人曾蜂起“辩诬”，俞正燮可为代表人物。近人黄盛璋、王仲闻等从理论与史料的结合上，肯定了清照改嫁之说。虽后起“辩诬”者不乏其人，然黄、王论点、论据终未一一驳倒，故此仍取改嫁之说。

又见：绍兴二年壬子(1132)，清照四十九岁。春正月壬寅，帝发绍兴府，丙午，至临安府，乙未，修临安城。春，清照赴临安(据《后序》)。时清照有《偶成》诗悼念明诚(据《永乐大典》八八九册)。复有《菩萨蛮》词怀念故乡。九月戊午朔，清照讼张汝舟妄增举数入官，张因除名，柳州编管(据李心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五十八。梦园主人按：此为子虚乌有)。

从上述资料可见，李清照的改嫁与否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是什么“新发现”，也不是什么“历史人物的还原”，更不是什么“敢作敢为”的见证。（康震“百家论坛“）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由于李清照的为人、才华和个性，在当时并不是人人都喜欢，因此遭到攻击和诬陷在所难免，乃至在后人编制“年表”时都不得不受其影响。有下面两个事例为证。首先是她写了一篇《词论》，下面先看看她是怎么写的和文人们是怎么评说的。

《词论》全文：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必李八郎也。”

自后郑、魏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等词；语虽奇甚，然“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於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然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读不齐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则尚故实而多庛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卅三)

评价摘要：

由於李清照本身通晓音律，了解作词的艰苦，因此对於词的批评，提出了一些颇可贵的见解。李清照之词论，评骘前人词作的部分占了相当大的篇幅。但她却直接批评其利病得失，不稍假借颜色。又从她历举当时有名词人，多所揭短而少所称许这一点来看；可知她自视甚高，对作词的要求有自己的一套见解。这是相当难以令人接受的，因为受到批评的几乎都是后代公认的名词家。因此自来前人对《词论》的评价便极不一致。有关她词论的批评，大部分也都与此有关。

胡仔说：“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卅三)

裴畅也说：“易安自视其才，藐视一切，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词苑萃编》卷九)

二人都相当贬抑“词论”的价值。但与胡仔几乎同时的陆游则认为李清照词论卓有见地，绝非好为大言者。其《老学庵笔记》说：“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对词论却又相当推崇。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到底《词论》所评是否中肯，李清照是否“好为大言”，历代词人也都各有评说。

再看看她的一首诗：

《乌江——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

死也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大约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清照南渡之后赵明诚罢守江宁，她与丈夫具舟去芜湖，沿江而上时经过和县乌江（楚霸王项羽兵败自刎处）作了这首五绝。通过歌颂一位失败的英雄项羽表现了崇尚气节的精神风貌，对南宋的统治者的苟且偷安也是一个有力的讽刺。诗一经传出，对于那些朝廷重臣、主降派文人以及奸佞之辈又是何等的刺激呢？

鉴此，李清照并非完人，她的“自是甚高”——自恃才高和锋芒毕露是她性格中的一大缺点，因此她在当时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明里不说，暗里对她的晚年编造一些故事是不足为奇的。

不妨举两个题外的例子：

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唐伯虎是风流才子是事实，出入花街柳巷也是事实，那也是他的人生经历逼出来的。当他潜心书画以后，才气越显越大，于是有些人嫉妒，在他死后有人把他和秋香扯到一起。据考，秋香确有其人，是和伯虎同一时代的一个名妓，但比伯虎大20岁，二人从未见过面，更不消说有风流韵事。华太师也有其人，但在伯虎死后50年才出生，这些真实人物到了文人之手，妙笔生花，虚构的《唐伯虎点秋香》活灵活现，让你不得不信。 

从上面例子来看，在中国的历史上，为某一个历史人物编出一段具有说服力的戏剧还是容易的。何况对李清照的改嫁一事，又有《谢启》为凭据。那么清照的改嫁之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当时有一个官吏叫王继先，此人兼通医学，曾为太后治病而晋升官职，任过昭庆军承宣使和奉宁军承宣使等职，因奸佞狡黠后遭贬谪。这时李清照和赵明诚的诗画砚墨大量被盗，王继先对清照随身携带仅存一二的卷轴早就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清照到了杭州后得了一场重病，一个孤寡的妇人身带沉重的文物给王继先创造了机会。这时他和张汝州都随赵构到了临安，于是串通一气盗取赵明诚的金石资料。张汝州心存疑虑，王继先答应张汝州要为他的后果担保。王继先虽然被罢黜，但是他曾是上通秦桧下达郎中的人物，官场上仍多有联络。张汝州接近了李清照，几经被盗惊恐的清照早有防备，但是经不住张汝州的纠缠。三个月后清照告发张汝州的“妄增举数入官”，张汝州告发清照“颁金通敌”。一年以后张汝州被徒柳州“编管”，清照也应判刑两年。这时清照得綦崇礼援手而得免。事后清照写信感谢綦崇礼，也就是被篡改了的《上内翰綦公崇礼启》（即《谢启》）。这是清照唯一的一封私人书信，也就成了后人“改嫁”之说的唯一“证据”。

直到20世纪初，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乙集》中，有人不经意间读到了著名词学家况周颐关于李清照改嫁之说以及李清照与张汝舟关系的如下一段文字考证：

 “易安（李清照）如有改嫁之事, 当在建炎三年明诚卒后，绍兴二年汝舟编管以前。建炎三年七月易安至建康，八月明诚卒；四年易安往台州，之越州，十二月至衢州；绍兴元年复之越；二年至杭。汝舟，建炎三年知明州，四年复知明州，六月主管江州太平观，绍兴元年往池州措置军务，寻为监诸军审计司；二年九月以增举入官除名编管。此四年中两人踪迹判然，何得有嫁娶之事。旧说冤谬，不辨而明矣”。 

从有关大量的资料来看，它们都是错综复杂而又互相矛盾的。我这里不是考证，更不是“辩诬”，而是一种倾向略作简评。无论清照改嫁与否，都无损她血肉丰满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