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姊妹篇：
李让眉：李清照的笑忘书
1880年，王鹏运重编《漱玉词》时，特在集前附了一页《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像上李清照身形消瘦，手拈菊花，端然微笑，发髻斜堕，前额宽阔，旁有赵明诚题赞：“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甫题于归来堂”，跋称：“易安居士照藏诸城某氏。诸城古东武，明诚乡里也。王竹吾志修舍人以摹本见赠，属刘君炳堂重就是帧。竹吾云其家蓄奇石一面，上有明诚、易安题字，诸城赵李遗迹，盖仅此云"。 依王半塘言，除此像外，这位号竹吾的诸城王志修家中还有一畦赵、李二人题字的奇石——集中就此石更附有王志修之注：“石高五尺，玲珑透豁，上有'云巢'二隶书，其下小摩崖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同记'，现置敝居仍园竹中”，当是二人闭居青州后偶来明诚老家诸城访旧所题。
古人谓石为天地精气所化，又以能生云，遂称云根，此石“云巢”之题如真，当由来此说。从描述看，云巢当是一座一人高的太湖石，然我遍查资料，亦未在晚清园林多聚的诸城找到一座仍园，而一位曾以“仍园”为号的文人丁士炼却属菏泽曹县，虽与诸城同在山东，但一东一西所隔颇远，自不可能是同一所在。四印斋版《漱玉词》距今转瞬又是百年，无论此石是真是伪，仍园在或不在，今时今日则均已不知所踪。而正是为其不再，倒更便于后人想象因果。
明诚与易安的故事是一段千古佳话，清代秀水诗人王昙赠妻礼嬴诗有“明诚夫妇又同痴”之句——至民国更为易均室索治一印，追仰之意殷殷可见。 因李清照词名，赵明诚一直有意无意被淡化为才女身后的追影。在后来真真假假的笔记里，赵明诚是天定的“词女之夫”（元伊士珍《琅嬛记》载：“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殆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妻之，即易安也。”）；他每每试图与李清照较量填词，然屡屡失败；甚至还有人说他的死是因被李清照《夏日绝句》所讥，自责太过而致。
大家乐于相信作为一个天资平平的丈夫，赵明诚一直是温和而弱势的，也素来只有对妻子无条件拥趸的资格——这似乎也是千古独有的李清照所应配得。但实则真正走出一代代有意无意的掩映和搬拦，我们会看到一对更混沌，也更丰富的夫妻。
是的，夫妻，而不是才女与她的丈夫。
赵明诚出身山东诸城赵氏，在当地实居第一望族，累世科甲，显宦辈出。祖父赵元卿曾任县令，而父亲赵挺之三十岁便中了进士，继为登、棣二州教授，通判德州，由学官入仕林，也算一方能吏。 由于政见不合，赵挺之很不受苏轼及门下诸学士的待见。在德州时他便曾与黄庭坚为是否推行市易法起过争执，此后应召，又为东坡讥为“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作为报复，赵挺之做监察御史时也屡屡对苏轼加以弹劾。但实则此人心胸虽隘，为官却清廉有法，倒也无太多不恕之劣迹。
赵挺之好聚金石书帖，自明诚《唐遗教经跋尾》自述的"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独此经最为旧物，盖先公为进士时所蓄尔"不难见，他对金石的收藏或始于其中进士前后。每得善藏，赵挺之也不吝展示给僚侣文朋观赏——黄庭坚曾去他家观看乐府木兰诗卷，并羡慕地记录：“元丰乙丑五月戊申，会食于赵正夫平原监郡西斋，观古书帖甚富”，可见其于收藏，也是既勤且久的。
同时，赵挺之虽然诗才平平，却也有宋人的生活情趣。其友彭汝励曾记录说：“昨日饯赵教授行，会饮秀楚堂，晚徙樱桃花下。夜月上，正夫设烛于花上，光明焜耀，昔所未见”，与东坡“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颇有同工之思。
烛照樱桃花数年之后，明诚生于德州。他在家中行三，上有存诚、思诚两位兄长。受到父亲影响，赵明诚自小便于金石一道颇为用心，谓“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早在九岁时，赵明诚便访得了自己的第一件藏品：《隋化善寺碑》（“余元祐间侍亲官彭门，时为儿童，得此碑，今三十余年矣”）。
斯时赵挺之正因“不论蔡确”被罢监察御史出知徐州，赵明诚得碑之资，自然由来于母亲的支持。赵母是濮州知府郭概之女，时逢郭左迁夔州提点刑狱，母家正处艰难，而赵挺之素来清廉贫寒，更值贬官穷途，郭氏却依然愿意解囊为小儿子的爱好拨资，这份识见胸次则更加难得。
赵挺之依附章惇，素为苏党所不取，但儿子明诚与和苏门学士们的交情却并不坏，这当与郭氏在娘家的斡旋有关——郭氏的妹妹，正是“苏门六君子”中陈师道的妻子。
陈性情孤介，与赵挺之虽为连襟，却绝不往来，最终更因坚不肯著赵家借来的裘衣而冻死值上，然自《金石录》中我们却能见到，这位姨夫倒曾多次主动致书赵明诚，或与他分享集碑心得，或为他提供访碑线索——这样的往来直至赵挺之与元佑党势同水火之时，仍未断绝。
赵明诚在柳公权《唐起居郎刘君碑》跋中记录：“刘氏世墓在彭城丛亭里，绍圣间，故陈无己学士居彭城，以书抵余曰：'近得柳公权所书刘君碑，文字磨灭，独公权姓名三字焕然'，余因求得之”，可见此碑是先由陈师道所得，后转手给赵明诚的——而由《汉重修高祖庙碑》跋中所录“余年十七、八时，已喜收蓄前代石刻，故正字徐人陈无己为余言，丰县有此碑，托人访求，后数年乃得之”更不难见，看到喜欢的碑刻时，陈师道第一时间也是想到了这位外甥，并通书相告。我们固然要感慨陈后山对交情的分判清明，绝不连坐，却也该认识到，赵家这位三公子为人治学上当确有其过人之处。
陈在写给黄庭坚的《与鲁直书》中格外提到了赵明诚：“正夫有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陈师道极鄙挺之，故而所谓“失好于父”或是他为自己在友人面前盛赞其子找到的台阶，但由此亦不难见，赵明诚自小便是个极有主见，且绝不把自身好恶捆绑在人际关系里的人——换言之，时人最看重的宗族交际和仕途经济，在赵明诚眼中都没有自己的爱好重要。
一个九岁便找到了精神栖居之所，并能终身不问天地凉热地投身其中的男子当然极有魅力。这魅力不仅使他从容脱身于父辈的党争，更为他留存了迎娶一位志同道合伴侣的可能性。
赵、李的婚姻之约从赵挺之的角度看，实则更近乎政治需要。 赵挺之身为新党政要，任吏部侍郎，官居三品；李格非为元祐党人，礼部员外郎，官居六品。两家位序有异，且虽同籍山东，但因卷入章惇与苏轼之争，本是势同水火的。然建中靖国元年正值哲宗崩逝，徽宗继位不久，朝局更迭，风向回转，赵挺之靠山章惇遭黜，而李格非世交韩忠彦拜相，苏轼也接到了赦免内迁的旨意。
鱼水正浑，赵家官位虽高，却因附党失势而岌岌可危，远不如李家前途可望。故而此桩婚事，自是赵挺之当时所乐于促成的——借子女婚姻示好要较其他的折冲手段婉转得多，既不至被旧交理解为改弦更张，也充分而得体向苏门学士传达了自己的示弱与善意。
斯时赵家的长子与次子都已出仕，也早早得到了父亲的荫蔽，而犹在太学的赵明诚则相对单纯——在旁人的描述中，他并未太多为家族仕途操心，也颇有主见，从不太买父亲的帐。故而既由赵家主动提出议亲，我们不难推想，虽“言与司合”之传真假未辨，但赵明诚对这件婚事也该是情愿的——他与苏门才俊私下颇多往来，父亲与晁补之亦算世交，当然对“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的李清照当然有所耳闻；在太学中，赵明诚与清照堂兄李迥更有同学之谊，婚前虽未必切近见过，然于清照才名，却也该不会陌生。
故而这桩婚事的缔结，关节原不在赵家，而在李家。
李格非为人磊落，是位清寒却潇洒的名士。从他少时虽贫而不肯“兼他官”得俸禄，壮年时购得一处“环堵不容丈”的斗室犹以“有竹”自喜不难见得，斯人性格乐观，于功名富贵也并不萦怀。在苏轼最落魄时，李格非仍坚持往来关心，执后学礼，自然更绝非附势之辈。
故而，李格非放着好友张耒两个适龄的儿子张秬和张秸不取，反而选中赵明诚的原因实则极简单——他从未把出身视为结姻的考量标准，也并不曾顾虑接受了赵挺之的示好是否会对自己的前途有所影响。李格非之所以允婚赵家，不过是因为这个青年正直好学，口碑甚好，他相信此人与自己珍如掌珠的长女更为相配。
两家结婚时，李清照十八岁，赵明诚二十一岁。斯时明诚在太学，依例每月初一、十五可放假回家与妻子团聚。 后人常引李清照一首《减兰》以镜映二人的新婚：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全词轻快娇俏，倒颇有小夫妻爱悦调笑意味，然细看来“卖”、“买”取义冗沓、“泪染轻匀”、“彤霞晓露”下字亦板，虽极力取口语，却仍不似易安手笔。更重要的是，李清照心中常怀与男子较量的自高之意，避不开女子自矜容貌、自写怀抱时则往往采第三人视角，而从不以“奴”、”妾“自谓。兼为此词首次现世已晚至明代的《花草粹编》，我以为它与另一首“笑语檀郎，今夜纱厨枕簟凉”两阕是伪作可能性居多。
李清照真正的新婚词，或可数得那首常被误认为作于少女时代的《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这架秋千，曾在李清照初嫁后的词作中多次出现，然后来的“黄昏疏雨湿秋千”（前句“江梅已过柳生绵”，可与清照复返汴京夫家住所后所作的“江梅些子破”找到关联）与“秋千巷陌，人静皎月初斜浸梨花”（前句有“楼上远信谁传”亦与“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可互参看），均已沦入思怨，自是因明诚长在太学不得归来无聊而作，倒是“蹴罢秋千”一阕灵动活泼，取景在明诚归时，似喜犹嗔，甚有几分小儿女情味。
李清照待字闺中时是个极好游冶的女孩儿。她在山东便时常独自外出荡舟，从“惊起一滩鸥鹭”到“满汀鸥鹭不回头”，足见其往来频繁，终而鱼鸟相亲。嫁入赵家自不能如闺女时放纵自由，这架秋千摆荡之间，也便成了她从自然回归庭院的过渡。
李词不曾经过酒筵歌拍的调试，故而语感上与士大夫的小歌词有明显的不同。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她在同时代大多文人犹在单线回摆的时分，就已经有了电影语言的自觉：《点绛唇》首句平叙，是长焦；次句以露花写美人微汗，是细目，“见有人来”的刬袜溜钗是情节动作，而“和羞走”复转回首嗅青梅，则从近景回到了远角，留下了开放式的结局。自一个回首的小动作，我们几乎不难看出女主人公嗔怪又狡黠的眼神——而考虑到词的读者便是丈夫，她在自我形象的塑造上并不避用艳笔，也自可视为一点闺阁情趣。
太学期间，清照的词作虽多有别愁，却往往点到而止，并不郁结，这或是与赵明诚不曾真正远离有关。
“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汴京太学位于内城朱雀门外，邻武学街、三学院，与赵家城中的住所不过半个时辰的车程。太学与国子监、辟雍等官学均与蔡河相去不远，周遭多有秦楼楚馆，是极热闹的临河经济带。宋代虽不许官员狎妓，却不限诸生，故而太学生们多行宴饮，周密《癸辛杂识》言每逢假日，“学舍宴集必点一妓”，更多见太学生为妓女落籍订好之事——但这样的逢场作戏，赵明诚很少参加。
李清照在《金石录》中回忆新婚时二人的生活：“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赵明诚的假日是雷打不动要回家的，得暇还家前，他通常会先去大相国寺寻觅碑文。受限于囊中窘迫，赵明诚往往要脱衣于市方得（五百钱约合父亲赵挺之小半月俸禄，亦不在少数），经济拮据如此，他自然不会把钱用在给同学凑份子点妓上。 回家前，他更会给妻子带一些时新的瓜果同食——这些“果实”虽是随手之物，却被李清照珍而重之地记录了下来，并与赵明诚质衣带回的“碑文”并列写在《金石录后序》里，或是因为这是丈夫在他力勤且久的金石爱好之外，对妻子心存眷念的证明。
而此一节，我们也隐隐能看到李清照与金石争锋的意思。
实则与“明诚夫妇又同痴”的印象不同，在早年的诗词作品或时人笔记中，我并不能真切感受到李清照对金石碑刻也同样热衷——她看似并不太相信这种看似不朽的实物能够保存下来多少真实，相较于执着于物的考辨，她更看重代表灵魂的载体，如诗、如画、如文章。
从李清照早期知名的《和张文潜浯溪中兴颂二首》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这类所谓记功碑刻强烈的不以为然：“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这两首诗有说作于她待字闺中的少女时代，有说作于她婚后某次归宁在娘家小住时（因笔力雄劲，屡为人疑是李格非托女之名所作），但无论是何情况，我们都不难据此看到李清照对张耒原作（亦有人说是秦观托张名作，此依通论）中“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胶龙字”式赞美的反思与抗辩。
在诗的后半，李清照更具象地指出“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将真实的历史从山崖上的石头里择脱出来，并端然如镜子般对置于其“区区纪文字”之侧。这样的拆分，无论出于有意或无意，实则更是站在了她孜孜于碑学，认为“惟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身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的丈夫赵明诚的对面。
从《金石录后序》里，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的处理方式：她巧妙地将金石纳入进了收藏这个包容更广的门类，随后从中引入自己的兴趣支端——书册卷轴。通过分类的一上一下，她与赵明诚的学术分歧也便被全然掩饰了，两人判然不同的执着，反而成了更广范畴里的同好。
然则，李清照虽极力打造了夫妇二人同心同力的印象，却也绝未因此扭曲自己的好恶。《金石录》本是一部包罗“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的金石文献目录，但李清照在后序中对碑刻探考一道只是寥寥以地名略过，而在辅助文本的收集和金石之外的藏事上，却倾注了许多笔墨。
她满怀兴味地追述“丞相居政府，亲旧或在馆阁，多有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之书，遂力传写，浸觉有味，不能自已”、又说二人定居青州时“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在这段叙述中，书与画这两种与《金石录》不相干的藏品已被不经意地排在了主角彝、鼎之前，这无疑与赵明诚在关键时刻叮嘱的“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的取舍排序是全然反向的。
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引以自雄的更多是二人藏书家的身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而在回忆学术苦乐时，她所恋恋不舍的也是整理书史时“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的赌书之乐，反而对明诚孜孜不倦做出了成就的目录学（“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憟”）很是厌烦和不耐。
赵明诚却一直没有变。他的骨子里，一直是那个碑刻研究高于一切的青年。出太学两年后，赵明诚拜鸿胪少卿，仕途高举而顺遂，但公事之余，他从来不曾停步于考据和探索。
李清照淡淡说他出仕以来，“饭蔬衣练，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足见他业余时几乎把所有的俸禄和精力都用在了考碑上，亦不乏时常赴郊野寻访碑刻。鸿胪少卿官居四品，权位既高，事务自繁，倘休沐日多用于出行考古，在家的日子自然就更少了。倘在平常，这或不过多牵动妻子几分愁怨，然如后人所知的：赵明诚“穷遐方绝域”之时，却正值岳丈李格非被坐党籍，遭罢官外逐，名居元祐党人碑前列的时候——而此事始作俑者，正是方尚书左丞的父亲赵挺之。
在此次政治风波中，赵明诚无论在公在家，似乎都是缺位的。我们看不到他除了继续收藏苏、黄等人诗文外还为此做过任何事，而妻子李清照却已近乎在为娘家拼命。十九岁的她在听闻父亲的遭遇后不得不豁出身段上诗舅姑以求救父，然但赵挺之与元佑党人本有旧怨，且斯时两派更已是箭在弦上、你死我活之局，此事当然无果。
至今诗已不传，时人笔记谓有“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等残句，而我疑作诗是真，此二残句则未必确实：前者出黄庭坚《忆邢惇夫》：“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后者取老杜“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均不似出乎儿媳口吻。
此后，有学者认为李清照受到“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自到阙下”的影响牵连，被迫离开京师迁往原籍，也有学者以为法不及已嫁之妇，此说不确——但除了从诗词情绪上虚空求取，他们都拿不出证据。
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几乎把这件事完全淡化了。她只说丈夫“出仕宦”后如何立志于研究，随后话锋一转，已是赵挺之罢卒，二人屏居青州之后。这场双方家族的惨烈角力，在她后来传世的文字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赵挺之依附蔡京而起，中道反目却技不如人，终又遭蔡京所诬而身败名裂，其心晦而不明，其遇亦尴尬难断。赵挺之罢相五日而卒后，赵明诚受父亲牵连也被罢官坐狱，虽因无事实，七月狱具不久获释，但终不能留居京城。
认真的人虽不免容易忽视外物，却也胜在心志恒定。覆巢之下，赵明诚“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虽然经历了仕途上的没顶之灾，并似乎未为此气沮。
打理好父亲的丧事后，他带李清照回到母亲老家青州的私第，为其室命名为归来堂以致敬夫妻二人共同的前辈“归来子”晁补之，随即开始了此后十年的布衣治学生涯。正是在这里，他为妻子题下了本文开端引用那段三十一岁之照的赞语：
“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父题于归来堂。”
从像赞里，我们当然能看到赵明诚对妻子的满意——他赞美她甘心与自己同在青州治学，是“真堪偕隐”的——而这种反社会性的首肯当然是出于明诚自身对官场的冷感。但令人尴尬的是，倘对李清照足够熟悉，读者也不难据此看出他对妻子的定位，实则与李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严重的偏差。
李清照是一位闺阁中的入世者。从其自许的“学诗谩有惊人句”足见，她对自己的定义首先是心存家国，能辩议时事的诗人；而自《金石录后序》也能看到，她于自己“性偶强记”、通揽渊博的书史功底同样自得。
但赵明诚并不看重这些。
他所推许的是她词作清丽，人品端庄：前者是闺阁之趣，后者则是主母之德。
——在赵明诚眼中，个人的精神世界是高于家庭的，而家庭又当高于仕途与国事。这是在家族升沉中历经冷暖，又从断碑残志里惯见兴废的学者十分自然的态度。故而靖康乱起，赵明诚“闻金寇犯京师”的第一反应是担心自己的藏品：“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而知江宁时，御营统制官王亦叛乱，赵明诚闻讯也并不是主持镇压，而是急急与两位同僚“缒城宵遁“了——他惜身、恋物，故而也怕死。
李清照则显然拥有全然不同的三观。有说她的《夏日绝句》是讥讽丈夫逃走的，亦有说是不满朝廷划江自守，不思进取，但无论如何她的主张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明确：大节为重，宁死不辱。
夫妻俩截然不同的生死观，实则正是由李清照一直刻意混同的学术分歧里延伸而来：妻子秉性浪漫，敏锐而善感，重视艺术价值、风骨格调，故而高举而务虚；赵明诚治学踏实，钝感却纯粹，重视学术方法、物事依据，故而经济而务实。
在合作著述时，这样的差异无关紧要，甚至可谓互补，但当世变潮来，每个人均需在踉跄中把握自己的姿势时，观感的差异则会直接决定了他们方向的偏离——朝局重定后，这分歧或许终会平没，一如青州治书的那十年美好时光。
但可惜的是，赵明诚没有活过那段乱世，而他们在世变面前逐步裂化的观感，也便不得不凝固成了尴尬的姿态，由独活下来的李清照再去一点点地寻寻觅觅、文饰填补。
言及于此，赵与李的婚姻似乎可以用宇文所安暗示的貌合神离来定论了，但我却迟迟踟蹰不愿下笔。抛除《金石录后序》中被极力掩饰、又尴尬留存的那些分歧，我们似也不能否定这对夫妻间更存在着很深的羁绊。
李清照的词作中，能看到明显怀人情绪的殊不在少数。走过秋千里的新婚，我们自初嫁小别时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多情自是多沾惹，难拚舍”，到中年暌离时的“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再到死生相隔后的“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想离情、别恨难穷”、"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重重往复，却始终不难看到她对词作中倾诉对象的依恋——不关乎精神观感的归依，而只发乎两情间最单纯的需要与习惯。
赵明诚虽然看似情感上相对钝化，也不曾留下过太多心情述作，但他对妻子亦有一种极质朴的依恋。
在白居易所书《楞严经》上，赵明诚跋称自己得经后，“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已二鼓下矣，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细君即妻子，与早年“留信宿”同看的牡丹图一般，收得喜欢的书画，赵明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要速速带回与李清照共赏，迫切到连水都顾不上喝，而迎接他的，当也自有李清照所最擅烹煮的团茶——一如他每自市上归来，亦都记得专门为她带些时令果实同啖一般。
这种带着味觉与嗅觉的记忆，较之单纯的知识互通，当也更不容易被涂抹，看到此节，我们才更知道李清照丧夫后那句“酒阑更喜团茶苦”里，这“喜”中模糊着多少泪意。
摆脱了一个学者看向另一个学者的眼光后，赵、李二人对对方的定义实则很简单：丈夫与妻子——在两个家族决定联姻时，便预设了要共享每一次酒后、每一段相思、每一晌依偎、每一番倾诉的那个人。这种被久长的共处熨帖过的温度，谁说又不能对抗冷静的学术好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李清照最终很刻意地用“侯起复知建康府，已酉春三月罢”聊聊数字模糊掉了丈夫在江宁临阵脱逃那段不光彩的事迹，却对他病危前的最后一次亮相颇加渲染：
“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
宇文所安认为她对赵明诚后面的一番陈说心存怨意，但我更看到的是，年过四十的她望向岸上那个让她与宗器共存亡、又刚刚独自“过江东”令她尴尬蒙羞的丈夫时，依然心怀生热。
她记住的，是丈夫潇洒的衣着、光彩照人的神色，和最终留给自己的一次挥手。这无关进退、关鬲、观点、荣辱，而只出于抛除一切人文概念后，单纯对这个人的感情。
李清照说赵明诚临终时，“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
这首绝笔诗我们已看不到了，或者那也不是什么值得留下来的文字，一如他生前每一首诗（赵明诚至今已无存世诗作）——但我们更需注意的是，赵明诚最终没有对自己的文物做出任何交代（这句“殊无分香卖履之意”甚至还曾被某些学者当成了明诚纳妾的佐证），而是把自己一生的句号以他素不擅、“每苦之”的“诗”，留在了妻子定义中的永恒里。
而李清照也没有辜负她对赵明诚“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的承诺。他们的辎重已在听闻赵明诚卧病时就丢掉了，过剡时不得已，又丢弃了衣被，但更为沉重的“三代鼎鼐十数事”，李清照却一直搬在卧内，一路携带，不曾舍弃。虽然最终“所有铜器等物”因她欲献与朝廷保存，反沦官军之手，但从本心而论，李清照从未抛弃这些古器，且将它们的安全次序更排在了自己所钟爱的书画砚墨之上。
夫妇二人曾有过许多次的争执，也不免各自有过隔岸观火的不以为然；他们互相并不完全懂得，故而也时常缺席对方最需要彼此的时刻，但在生死关头，他们最终都用行动舍弃了一部分自我，而致敬了对方的爱物。
这样隔了一层的因人易爱或早已说不上知音，但以对人的爱重反过来推倒自己对物的痴心，这本身也已是更真实，也更深致的付出。
至疏至亲，而疏不间亲，此是所谓夫妻。
赵明诚与李清照没有子嗣。故而他们的分歧，最终不会在血脉层面调合，而所有拥有过的物事，在李清照死后也都将沦为没有本据的传言。赵明诚钟爱的金石碑刻辗转流入了旁人的目录，而《漱玉词》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时加进来几首新的，再删削掉几首旧的……李、赵二人的真实面目，就这样逐渐模糊在一代代的接受史里。
时移岁易，诸城的云巢石因其不知所踪，被许多学者疑为王竹吾的故布疑阵，但据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一文，那幅《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的像赞文字与上海博物馆藏《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墨迹的字形结构与运笔都甚相似，却被确认为了赵明诚的真实手迹。
万事假假真真，而什么是真，又什么是假，实则写到此节也本已不再重要。每个人都有自身无穷的可能性等待着弥漫、延展、弯折、萦回，不独在生前，也或在死后，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光影交错、闪回，每个个体才会因此不永。
明诚夫妇不同痴，但这样，我以为也极好。
（公众号：李让眉此间清坐）
发布于 2020-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