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诗救父 才女心寒
“造物忌才，于闺阁而加酷。”（刘毓盘《词史》）纵观历史，才女命运多舛的现象比比皆是。以宋代而言，李清照、朱淑真、唐婉等才女，哪一个不是命多不幸？北宋亡国、南渡流亡的李清照，命途更是悲惨，此不再言。回到东京来，赵、李婚后在京师平静和美的幸福生活，被徽宗朝残酷的政治斗争彻底搅乱和中断了。
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引发了北宋政坛上一场长半个多世纪的新旧党争。徽宗继位后，起用新党领袖蔡京为相，决定全面推行新法，而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是蔡京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因此得到提拔重用，青云直上，官至副宰相、宰相。新党上台后，对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即元公式党人）进行打击，而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恰属旧党（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为旧党人物，而李格非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他上了徽宗亲书并刻于石碑上的黑名单。这还不够，朝廷还下诏“宗室不得与元公式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内已定未过礼者，并改正”；“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宋史》）。这是1102年、1103年即徽宗崇宁元年、二年的事。
一边是炙手可热的公公，一边是遭遇厄运的父亲，李清照身陷朝政斗争的漩涡，左右为难、无法脱身。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是怎么做的呢？可惜历史没有作下详细记载，我们只有通过宋人一些零散的史料进行求证：尽管是一个弱女子，为了父亲，性格颇有丈夫气的她还是挺身而出了。
李格非在1095年（哲宗绍圣二年）撰有一篇记洛阳之盛衰、园圃之废兴的文章《洛阳名园记》，南宋人张琰为之作序，序中写道：“女适赵相挺之子，亦能诗。上赵相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由此推断，为了救父亲，李清照给公公上诗，期待公公看在儿女亲家的份儿上，对父亲伸出救援之手。遗憾的是，今天可以看到的，只是这首几乎是跪求的诗作的残句。
那么赵挺之是否营救了自己的亲家呢？历史同样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据另一条记载可以推断：他没有。南宋学者晁公武，是晁冲之之子，而晁冲之的堂兄就是与李格非有深交的晁补之。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一书中说，李清照“有才藻名，其舅正夫（挺之字）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云‘炙手可热心可寒’”，又是一句残句。晁公武也是山东人，与李格非为同乡，他对李格非作出记载当在情理之中，虽是片段，但告诉我们：“炙手可热”的是赵家，“心可寒”的是李家：李格非先是被降职为京东提刑，后被罢官离京。李清照身处漩涡中，也在东京城和山东原籍之间来回折腾，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返回京师。至于在这场斗争中女婿赵明诚是何态度，史无记载，不得而知。
北宋末年朝政的斗争，“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李清照《行香子·七夕》）。崇宁五年（1106年），北宋政局生变，蔡京罢相，朝廷解除了对旧党的禁令，大赦天下，李格非虽获赦免，但禁止回京，此前赵明诚为官鸿胪少卿。然而，1107年，蔡京复相，赵挺之与蔡京矛盾激化，赵挺之罢相，不久在京师去世，赵明诚官职被削，家人被遣还乡。李清照跟着婆婆郭氏、夫君赵明诚等赵家人一起，于是年或次年回到山东老家，开始了与赵明诚屏居青州乡里的10年，她在帝都多年的生活至此结束，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东京。
晚年的李清照，在江南的颠沛流离中，写有数阕表达对京师和故国不尽思念的词作，“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蝶恋花·上巳召亲族》），“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鹧鸪天》），“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南歌子》），“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永遇乐》）。而今读之，谁人不与这位千古才女同感凄凉！
1987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公布了第一批水星上环形山的名字，其中的一座名为李清照。今天，作为开封人，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向这位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抗争的大宋女儿、婉约词家、豪放诗人给以深情的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