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纪念馆位于青州古城西门外洋溪湖畔，占地约630平方米，建筑坐北朝南，大门内有甬道北去，道东建有顺河楼，西边为四松亭，均为清代建筑，甬道尽头为一四合院，系1993年所建，门上书有著名词人萧劳书写的匾额“李清照纪念馆”，李清照是耳熟能详的宋代词人，不少作品入选国内中小学的阅读范围，说明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关于她的接受史还在发生新的变数，值得后来者继续研究。
美国汉学家艾朗诺于2014年出版的著作《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显得很为独特，2017年，该书的中文版在国内印行，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看到海外研究李清照的方法和成果，也有助于我们以新的视角关注李清照，厘清李清照的形象在宋代以后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变化幅度有多大，通过李清照的接受史，也可以读解出民族文化的变迁，并会引发出更多的思考，艾朗诺研究李清照与国内学者的明显区别之一就是，并未对李清照进行考据式的研究，没有提供新史料、新文献，而是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从新的角度提出被我们忽略或习以为常的问题。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正是着力分析了附加在李清照形象上的预设和假定对解读李清照作品的影响，对南宋到近现代李清照形象的接受史进行了详细分析，将李清照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予以重新审视，最终成就了该书的核心论点，李清照的文集在南宋就散佚了，传世作品较少，因而很多人在解读李清照的作品时就多了想象与推理的成分，李清照在《浣溪沙》中描绘了一名孤独的闺阁子女，有学者就推断这是李清照少女怀春的写照，并根据词中的风景描述推断了词作地点，在《减字木兰花》中李清照说自己买了一盆花，有学者就推断她真的买了一盆花，而且是为了与丈夫赵明诚共赏，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是“为了博得丈夫赵明诚的赏识”，这种漫无边际地把词作当成生平的过度阐释，在国内由来已久，而艾朗诺在《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中明确地否定了这种包含误解的“自传式解读”。
更重要的是《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以相当的笔力来厘清李清照在宋代及之后的接受史，南宋时，文人对于李清照的评价有文学方面的，但也掺杂了大量道德层面的评论，《苕溪渔隐丛话》记录李清照再嫁之事及后来她的自辩时，提及“传者无不笑之”，到了明代，对女性的礼教愈加严苛，文学家宋濂、藏书家叶盛都借改嫁之事谴责李清照，到了清代，李清照词作声名日隆，清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辩诬运动”，认为李清照“再嫁又离婚”是同时代人对女词人的侮辱和诋毁，关于李清照“再嫁又离婚”真伪的争议，直到1980年代学界才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艾朗诺爬梳抉择古今资料，经过严密的分析论证，认为后人对李清照一代才女形象的构建经历了层累性的改变，几乎所有关于李清照的判断都是精心阐释的产物——只有经过传统的折射与过滤后，影子化之后的李清照才为正统文化所接受。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将数世纪以来外加于李清照的累赘层层剥离，最终重构了一个接近本来面貌的李清照，宋代女作家地位底下，社会对女性写作的评价很低，甚至有一种女性写作容易被外人窥探闺房隐私的担忧，李清照的出现挑战了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坛，作为当时罕见的挑战者，李清照无疑要顶住巨大的社会压力，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说，“当妇女进入由男作家及男权价值观所主导的文本世界时，其表达往往对抗与妥协兼备”，由此出发，回到李清照的作品，得以更客观的立场来理解作品中的阳刚之气和英雄气，来构建一个旷世的才女，读过《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艾朗诺提供给人们的不仅是一个文本，构建的不仅是一个才女，也是一种方法和立场，如果能够以更客观的立场回到古人的作品来并理性地欣赏，那我们的文学审美将更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