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情感认同的差异
虽然李清照和朱淑真同为大家闺秀，饱读诗书，才情兼备，但两人情感内容的指向和情感内容的表达均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因而读者对她们的接受也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
首先，李清照情感内容是雅正的，尽管在表达上有时“肆意落笔”、“无顾忌”，但情感的归宿是指向婚姻的，故能为封建士大夫们所接受。宋代有四位男性词人先后唱和易安词，与李清照同时的南渡词人朱敦儒作《鹊桥仙和李易安金鱼池莲》，随后南宋词人侯有《眼儿媚·效易安体》，再后著名词人辛弃疾作《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南宋末的刘辰翁写《永遇乐》追和李清照词。清照的丈夫也很欣赏她的词作，对其词作内容也未尝以为不妥，反而想与她一决高下，据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记载：“赵明诚得此词(指《醉花阴》)后，曾闭门三天三夜，连写五十多首词，把李清照这首词也夹在中间，请友人陆德夫评赏，陆赏玩再三，最后说‘只三句绝佳’，即‘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而朱淑真词则以“未适乎情性之正”(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七)的情感内容，被词论家舍弃，为世俗不容，连其诗词也被父母“一火焚之”、“百不一存”[1]p1，甚至她自己都充满自责：“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成何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自责》)。
其次，在情感内容的表达上，李清照词还是符合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标准的，所以即使在理学盛行的南宋，当时流行的选本中都大量地选录了李清照的作品。朱淑真词则“伤于悲怨”(董谷《碧里杂存》卷上)、“多忧愁怨恨之思”(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为南宋文人所不齿。她的词得以流传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富有传奇的生活遭遇，《四库全书总目》就说朱淑真“其诗浅弱，不脱闺阁之习。世人以沦落哀之，故得传于后世”。朱淑真富有传奇的生活遭遇，满足了人们的同情心和探究欲。其扑朔迷离的生活经历，激发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形成了朱淑真词特殊的情感认同现象———对其作品的接受和认知往往和她的不幸遭遇交织在一起，自南宋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所嫁非偶，婚姻不幸，才华横溢，死于非命，成为历代文人对朱淑真的共识。在朱淑真作品的专业读者群体中，关于其生平考证和作品情感内容的研究文章最多，正是这种认同接受现象的反映。
再次，李清照词反映现实生活面较宽广，朱淑真则较狭深。李清照生活的时代，文化氛围更为开明宽松，她能自由地与士大夫酬唱交往，走出庭院楼阁的生活开阔了她的眼界，增加了其词的生活容量。朱淑真的生活年代与李清照相隔不是太远，据邓红梅考证，朱淑真是“南宋中后期人”，主要生活在“宁宗、理宗时期”[12]，相距李清照约五六十年，但时代风尚已经相去甚远。从朱淑真的诗词我们可以看出，她的生活场所主要在庭院楼阁内，所交往的对象也受到极大的限制，理学的盛行深深地束缚着她的身心，她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营造自己的世界。因而，与李清照所获得的广泛接受空间相比，她的空间狭小得多。但恰恰是这一点，造就了朱淑真今后的辉煌，朱淑真专注于女性自我情感的描摹，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使她成为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获得了越来越宽广的接受空间。
三、接受模式的区别
李清照和朱淑真一个“能曲尽人情，轻巧尖新，姿态百出”[13]，一个“清新婉丽，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1]P1，两人均以深挚的女性情感打动人，“在宋代文学史上……堪称双璧”[14]，但李清照有不让须眉的气概，朱淑真则富有庭院闺阁的情韵，在后世读者的心目中，形成了不同的接受倾向和接受模式。人们一说起李清照，首先想到的是不让须眉的非凡女子，言语间对李清照充满仰慕，说“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与伟大的骚人屈原、诗人陶渊明、杜甫永垂不朽了”[15]，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赞誉其词为“绝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高绝一时”[16]。一谈到朱淑真，人们脑海中涌现的是“苦命女词人”[17]的形象，身世堪怜的奇女子，对她饱含同情。这类话语数不胜数，此不赘述。可以说，李清照和朱淑真在读者心中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接受模式，正如朱立元在《接受美学》中所言：“每个读者群，无论大小，都有自己虽然变动但相对稳定的接受模式”[18]。由于读者的心理趋向不同，构成了对李清照的仰慕式接受及对朱淑真的同情式接受模式。这一现象的形成，一方面可归结于朱淑真词“才力不逮易安”[19]的内在因素，另一方面，源于男性审美评判标准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关于内在因素，在词学界已成众所周知的共识，至于外在因素，胡元翎概括的非常恰当，她说：“李清照的被承认多不是凭其身为女性的细腻、反观自身的深刻以及那一时代特有的真实的‘闺阁气’，而是凭其雄健的气概、男性般的气魄、男性所赞许的雅正等等……男性评家对她的接纳恰恰说明了她不能作为纯粹的普泛的女性文学的代表。相比之下，朱淑真更具有一般性……她是典型的闺中女子，是被紧紧束缚在狭小天地里的诗人，虽然可悲，但却能将敏感的心灵和如火的激情全部投放在自身，从而能对女性说来本是狭小的世界进行充分的体认，从而达到其他女性难以达到的一种深刻”[20]。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对李清照和朱淑真有诸多的接受差异，但两人各有千秋的创作和各具特色的创作成就，不仅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宝库，而且为陶冶后人的审美情操，提供了宝贵的养料，对后世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时代的女性竞相仿效，不断丰富和深化李清照和朱淑真词，如宋代女词人胡蕙斋“时比李易安夫人”[21]P99，元代女词人张玉娘“几欲继轨《漱玉》、《断肠》”[21]P99作《兰雪集》一卷。清代女词人徐灿、吴藻追步淑真、“嗣响易安”。她们的生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本文为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古代著名女词人接受史》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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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马兴荣.中国辞学大词典[G].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99.
作者简介：黄敏，女，赣南师范学院中文与新闻传播系教授，主要从事唐宋词研究。
(赣南师范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转自《贵州社会科学》总199期2 0 0 6年1月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