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布日期：2009-06-19
杰出女词人李清照，曾有《李易安集十二卷》和《漱玉集词》一卷等著作，均已散失，现仅存的《漱玉词》也是后人辑佚而成。她的事迹也因此不详。她的父亲李格非也是宋代著名文人，著作甚多，但也大都不传，仅存《洛阳名园记》一种。《宋史•文苑传》有李格非传，说他是济南人，据此可知李清照的原籍也是济南人了。济南在北宋早期名齐州，于政和六年(1116)升格为济南府。据《宋史》，济南当时属京东东路，共辖历城、禹城、章丘、长清、临邑五县。《宋史》曾载辛弃疾为历城人，但对李格非则仅指府名，未指县名，虽然按常例讲若单指府名，往往即是指府衙所在之附郭县，那末，李家应是历城人，但是仅据此也并不能成为硬性地排除其他属县的理由。
清代德州诗人田雯(1635—1704)在其《古欢堂集》中有《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山东通志》亦云“李清照故宅在柳絮泉”。近人王仲闻致疑说：“按清照幼时当从父母居，其故宅应云‘李格非故宅’。嫁后从赵氏，未居济南，济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山东通志》所云，殆亦本田雯《古欢堂集》，或出后人附会。元于钦《齐乘》、明《崇祯历城县志》、清《康熙济南府志》，俱无清照故宅在柳絮泉之说。”（引自《李清照集校注•李清照事迹编年》)我们还可以补充个旁证，即明初晏璧的《七十二泉诗》在咏柳絮泉时也未涉及李清照。田雯曾在济南府城居住，其故里德州在当时是济南府的属县之一，所以他也以济南人自居。其人是个崇尚风雅的好事之徒，他也曾毫无根据地写了首《四凤闸怀辛弃疾诗》，硬指四凤闸是辛的老家，都不过是凭添了两处古迹，为乡里提供诗料来凑趣而已。他所以单单挑出柳絮泉作为她故居，盖是联想起东晋才女谢道蕴的“咏絮”佳话，予以附会的。至于后来人们多指漱玉泉为李清照故居的原因，一是漱玉泉与柳絮泉相邻不远，二是李清照的词集名《漱玉集》，不过又是进一步附会。
但是，《明万历章丘县志》肯定李清照是章丘人。其根据是章丘存有石碑，正面刻有《廉先生记》，文中说“齐郡有廉先生者，隐君子也……隐于齐东湖山之麓”，文末署字为“元丰八年(1085)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文后由格非的侄儿李迥于宣和癸卯(1123)题记云：忆童时从先父先叔(指格非)西郊纵步三里，得先生之居。按碑石已残，我从《道光章丘县志》见到原文并有“至正六年(1346)廉□谅立”。我曾提出疑问：“考此碑刻文所载，则序作于1085年，跋作于1123年，而镌刻立石则刻记为至正六年廉□谅记，则立碑于1346年(今按：后来我又见到1999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李清照志》所引文载刘敏中《中庵集》的《廉先生石阴记》的原文，云此碑重新刻立，署为至大二年己酉(1309)中秋邑人刘敏中中庵记。)，那末，立碑的时间距李格非作序已251年了。今按：此碑所刻文字既非一般之墓表体裁，仅是一篇人物散记，与通常之墓碑惯例不合，不排除元代的廉□ 谅为张大其祖德，伪造或窜改旧文的可能，因为古人为了光宗耀祖不惜作伪的事并不罕见。”我也提出：碑文“末署‘绣江李格非文叔序’字样。考章丘县之绣江的命名则为晚出。今章丘的绣江旧名 河，何时将 河改称为绣江河，不详。但元好问于1235年作《济南行记》则云：大明湖东入水栅，‘栅之水名绣江，有绣江亭。’绣江流经历城东去，当然亦包括章丘。李格非署名不写府县名，只写一条附近的河名，自然含混不清。后世小说(指《醒世姻缘传》，胡适考证为蒲松龄之作)虽有绣江县之称，但那是虚拟的。”(引自我主编之《李清照全集评注•代序》，1990年济南出版社出版)按，“水栅”，后来通写为“水闸”。《乾隆历城县志》引明代刘 《大清河记》：“小清(河)之源出于历城的趵突泉，中汇 、漯、孝妇诸泉，东北抵乐安……其洞内备浅，又置 水闸；防溢，置减水闸，闸旁各凿月洞，总二十八。”按小清河之畅通入海，起自北宋末年，此前大明湖与 河(绣江)皆入于大清河以达于海。元好问所谓水栅，如近代尚存五柳闸等，均输历下之水东流，他所指绣江亭当在今章丘白云湖一带。
我认为即使《廉先生记》石碑之流传经历暖昧不明，颇可怀疑，在没有确实之反证之际，只能“存疑”而已。但是即使认可此文，其所署“绣江”，按元好问《济南行记》所说，也是包括历城、章丘两地，不一定偏指章丘。考李格非著作传世者除《洛阳名园记》外，其散失著作中有《历下水记》一书。幸而在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中留下梗概：
济南为郡在历山之阴，水泉清泠，凡三十馀所，如舜泉、瀑流、金线、真珠、洗钵、孝感、玉环之类，皆奇。李格非文叔，昔为《历下水记》，叙述甚详，文体有法。曾子固诗，以爆流为趵突，未知孰是。
这是早于金代名泉碑的名泉文献，当时已著录三十余所。这一条也可以提供李氏为济南人的旁证。不然，李格非若是章丘人，为何不撰《章丘水记》而著《历下水记》呢?不过，单以此为证，并不牢靠。即以我个人为例，我老家在泰安，却撰写《济南史话》等多种有关济南著作，却并没有写过《泰安史话》，李氏单写《历下水记》也不足为怪。
另外，李格非于济南佛慧山下开元寺石壁上曾刻有题名：“大观二年(1108)三月八日，左朝散大夫知州事梁彦深纯之来，与会者六人……朝请郎李格非……”(《济南金石志》)，此石刻我上世纪四十年代尚见有残留在石壁上之文字。又，近年济南外环路施工新出土《贺仅墓志》石刻上题：“左奉仪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撰，和州防御推官、知凤翔麟游县事李辟非书。”可看此碑是格非兄弟二人一写一作而合作的，其时间则上书“将以元丰八年(1093)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公于齐州历城县之西南。”(引自韩明祥《济南历代墓志铭》)。以上二石刻的所在，均出自今济南市历城区，也可作为李氏在宋代居齐州历城县的佐证，但仍难以作为铁证。
反观《廉先生记》，却有明确的绣江二字，它虽是条河名，不是邑县名称，但也可作为雅名、别名、代名使用。如以“洙泗”指代曲阜、岱麓指代泰安等，以绣江指代历城与章丘两地也是可以的。尤其是《廉》文之李迥跋语明说他同父辈兄弟“西郊纵步三里……、得先生之居……”，则非常明确地说李迥的居家所在是在章丘。当然，李迥谈是他随从父亲和伯父、叔父李格非一起出发之地，也许是李迥这一支居此，而其叔格非适在看望其二哥寓所，一起访问的。不过，假如没有更具体明确的证据，这种推测是没有说服力的，反而给人以刻意寻找证据以钻空子的感觉。
李清照画像/网络图/清照网
总之《廉先生序》的来历(如作后数十年才有其侄跋语，又若干年后才立碑，今存之碑则又迟至数百年才重刻等等)虽有可疑之处，更有《历下水记》与历城存有的二石刻可为佐证，仍不能断然否定，而其所谓绣江也不能冒然肯定它不是偏指章丘。仅据以上理由，仅只是存疑而已。好在最近发现另一实物可以打破此疑点。齐鲁书社新近出版《石头上的文献——曲阜碑文录》，169页载现存于曲阜孔林思堂之东斋的北墙南起第一方石碣刻有：
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1102)
正月二十八日率 、过、迥、逅、远、迈，恭拜林冢下。
这里明明是李格非自题的籍贯为“历下”，即历城(秦汉之前历城名历下邑)的古名，也是后人在作文时习用的雅名。这与泛指历城、章丘两地水域的绣江不同。李格非是在“恭拜”孔子墓时所署，是郑重其事的自称。据此可知，李清照的原籍与辛弃疾相同，是济南府历城县人了。由此可以互证李格非撰写《历下水记》并非偶然。据李清照的几种年谱，我们知道她出生地是郓州(今东平)，生长在东京(今开封)，嫁给青州(今益都)赵明诚，其后随夫居青州，莱州、淄州等地，金人入侵后，又南奔江宁(今南京)以及江浙各地，后定居杭州而终。她一生并未在济南定居过，然而这一点并不排除她居青州时到济南省视其父亲李格非。而李格非在党禁宽松时被准返乡，他在大观二年随梁知州游佛慧山时，李清照正在青州居住，她到济南看望新被赦免的父亲是极可能的。她的《如梦令》一词曾云“常记溪亭日暮”，而济南确有溪亭泉，并邻近大明湖(在今省人大院内)，而溪亭当时是在徐正权家(正权名遁，是欧阳修好友石介的女婿。苏辙则出于欧阳修之门下，在济南常到他家溪亭游玩，李格非则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又与徐遁同乡。凭乡谊世谊的多重关系，清照得以游览溪亭乃理所当然)，从而使这阙《如梦令》成为她仅存的关于故里风物的作品了(参看拙著《徐北文文集》于1994年夏写的《如梦令的故事》)。（本文选自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编2004年第2期《齐鲁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