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颇认为，李清照作为作家被铭记，主要是因为她所撰写的《金石录后序》。尽管艾朗诺对《词论》进行了精彩而原创性的解读，但这篇简短的词学文献却没有得到其应得的重视。原因在于，我们知道李清照主要是因为她的词人之名，因此，当我们发现我们确信知晓这位词人历史上的一切时，我们却无法将其生平与她的词联系起来。
从宋代至今，中国主流的解释传统一直将每一个文本纳入到知人论世的机制之中，进而导致了传记式解读的发展，并在王朝历史的兴衰起伏中探索文本的背景。俗语称这种方法是所谓“文史不分家”。以此来对照李清照论词的名言“词别是一家”并不完全合适，这个短语自身有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我将其翻译为“song lyric is a different family”，而艾朗诺的翻译更地道——“this form of writing is a field unto itself。”我们至少要抱有这种可能性，即李清照希望词属于另一个世界，它可以抵制常见于经典文体中的历史化倾向。尽管苏轼将个人生平投射到词体之中，正如他执着于在文学中记录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还有另一群词人——如晏几道、贺铸或周邦彦——总体上在词中隐匿了他们生平中的行迹，而且他们的传记也极为模糊。后世的学者与读者基于主流的历史化的解读方法，也希望从他们的文本中重新发现什么，但这不过是捕风捉影。
艾朗诺在书中呈现了一种与中国学者不同的历史化的研究方法，并将此发挥到极致，他对我们所知和未知的都持一种严谨的诚实态度。不过，我们一旦步入词学研究领域，就像进入了一间用纸牌搭起屋子，里面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不足为据的论断之上，而依附于这些论断的一切都摇摇欲坠，建立在此之上的一切也不堪一击。李清照《词论》撰于何时？艾朗诺依从李清照研究者的意见，认为《词论》写于周邦彦成名的徽宗朝之前，因为李氏在《词论》中没有提到周邦彦。然而，如果我们再转到周邦彦的研究史，那么我们不得不挑战孙虹对传统周邦彦研究的批评，孙氏全然否定了传统研究认为周邦彦在徽宗朝享有高位的说法（参见孙虹《清真集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所谓周邦彦在徽宗朝提举大晟乐府，不过是后世崇拜者的事后“追赠”而已，因为他们觉得周邦彦“应该”获此殊遇。也许孙虹是错的，但很显然，传记材料并不可靠。这就像纸牌搭起的屋子：关于某位著名但事迹模糊的人物却有推测性的历史精准度，这又导致了另一种推测性的精准度，即李清照《词论》的系年。
我在书评的开始，暗示艾朗诺关于李清照的这部新著可能成为李清照研究的“绝世之作”（last word）。这要求书评者不但要有揄扬，也要反思还有哪些地方有待深入。艾朗诺的新著达到了某种历史考证的极限。他给我们梳理了如何能从可靠的历史资料中得到所能知的一切，而且在最后几章探究了这位历史上女词人的蛛丝马迹以及她词作中表现出的不拘一格的艺术性。我想我也能找到这些事迹，有的就在艾朗诺同样注意到的词中，有的则在其他的词中。但我也被这种动机弄得有点困惑，这实质上与中国论者深挖历史背景的做法相同，只不过更具反思性而已。也许——只是也许——李清照在词中真正想追求的是一种女性的表达方式，而不是带着她的“累赘”，让词成为她的传记。也许她想在这个话语世界中“游戏”一下，就像男性在词的世界中“男子作闺音”。那种追求本身也可能成为历史人物的“事迹”，但这个人物似乎属于另类的“词家”，在其中，她的性别没有她的技巧那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艾朗诺是在其他词人创作的脉络中解读李清照词的，但他选择的参照对象足以显示她作为女性的与众不同之处。也许我们可以尝试仅从她表扬的有限的“词家”中阅读她的词，并不是要立异，而可能这种方式更好。更广阔的词的世界并没有给她（她在《词论》中所论列词家的）这样一种地位：她一直是一位“女”词人。甚至，词选家曾慥将她置于《乐府雅词》卷下有名“作者”的最末一位。他还很自负地指出，他没有排斥女性词人。但我们还是要感谢曾慥，他为世人保存了最可信的李清照的词。
（原载《哈佛亚洲学报》第74卷第2期，2014年12月。作者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译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