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代才女异样心境 ——李清照与朱淑真词的女性形象比较论析

在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堪称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在众多的女性作家之中，李清照与朱淑真则被誉为宋代文学的两朵奇葩，近代词人况周颐曾说：“易安、淑真，尤为闺阁隽才。”她们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和表达方式来塑造词中的人物形象，这不得不说是其作品赖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以两人婚姻为界将其作品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比阐述其词中女性形象的异同，并剖析形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深入探究李、朱词可知：两人婚前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类型大体相同，但同中有异；两人婚后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可以说是迥然相异，但也不排除异中有同。

一、李清照朱淑真词女性形象异同之比较

（一）婚前的少女形象———热爱自然，纯真可爱。总起来说，李清照与朱淑真在婚前的少女时代所描写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天真活泼，热爱自然，烂漫多情的。有人说：“女性、自然、艺术三者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同一性。”[1](p90)的确，女性热爱自然可以说是一种天生的本性，而对于李清照、朱淑真这样的才女来说，把自然和艺术联系在一起，那更是必然的。

在李清照的词中有很多描写自然，贴近自然的作品。例如她的《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小令是词人回忆早年一次泛舟湖上的经历所作，描写了女主人公和几个闺中密友一起划船游玩之事。其中“沉醉”、“兴”、“晚”都暗示了女主人公在外游玩舍不得走，可见亲近自然对于她来说是件惬意的美差。这首语言平实浅近的小词，描写了由美人、溪亭、落日、藕花和水鸟所组成的一幅美妙的图画，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审美享受。从而表达出女主人公（即词人）热爱自然与生活的精神面貌。与这首词内容相似的还有她的《怨王孙》，同样是写泛舟游湖，也写荷叶、水鸟。虽在秋季，但是却丝毫没有冷风萧瑟、树叶凋零的悲秋之感，而是充满秋高气爽的愉悦之情。女主人公在这“山光水色”之中陶醉、享受，可见词人投身自然、热爱生活的少女情怀。

在朱淑真的词中，我们同样可以随处见到对大自然充满热爱之情的女性形象。例如她的《鹧鸪天》：

独倚阑干昼日长，纷纷蜂蝶斗轻狂。

一天飞絮东风恶，满路桃花春水香。

当此际，意偏长，萋萋芳草傍池塘。

千钟尚欲偕春醉，幸有荼蘼与海棠。

这首词描写了一个在春日欣赏“蜂蝶”、“桃花”、“春水”的少女形象。在池塘边的芳草地上，女主人公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春天的大自然美景，伴着“荼靡”与“海棠”，慵懒、闲适，恣意享受着美好春光。又如，她的《浣溪沙·清明》一词，同样刻画了一位对自然充满向往，对生活充满热爱的少女形象。但此词不同于《鹧鸪天》中的爱春、惜春，而是假装责怪清明而实则赞美春天。这两首词都是通过描写春天来刻画热爱大自然的女性自我形象。

女性天生情感丰富，纯真可爱。在李清照与朱淑真的词中除了热爱自然的少女形象外，还有一种相同的人物类型，就是浪漫多情的女性自我形象。请看李清照的《点绛唇》：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

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

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词中描写的是一位天真浪漫的大家闺秀形象。作者通过打秋千、“和羞走”、嗅青梅等一系列动作和神态描写，来表现这位少女天真可爱而又情窦初开的羞涩。面对异性来客，她欲看还羞，纯情腼腆。这位少女其实就是李清照的自我形象写照。

朱淑真年少时同样是位天真活泼而多情的少女，在她的早期词作中亦有这样的女性形象描写。如《清平乐·夏日游湖》：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读这首词会感觉到一位处于热恋中的痴情女子形象鲜活地跃然纸上。女主人公和她的恋人西湖漫步，中途遇雨，但是这却没有破坏她的好心情，情到深处便扑入恋人的怀抱。回家之后，茶饭不思，懒怠梳妆。这样一个大胆开放的女性形象在文学史上可谓少见。

李清照与朱淑真在词中描绘的女性形象都是活泼多情的。不同之处在于李词中是纯情少女，比较羞涩矜持；含蓄腼腆。朱词中是痴情少女，显得热情奔放。《莲子居词话》概括得最为贴切：“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真‘娇痴不怕人猜’，放诞得妙。”[2](p2423)但无论是哪种多情少女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二）婚后的少妇形象———爱恋相思，凄苦愁怨。李清照与朱淑真在婚后初期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有很大差异的。李词中刻画的是一位爱恋甜蜜，时而又略显相思酸涩的少妇形象；而朱淑真笔下描绘的是寂寞凄苦、痛苦愁绝的少妇形象。

《减字木兰花》是李清照写闺中少妇买花装饰打扮的事。词中描写了女主人公细腻的心理活动：怕郎君看到“奴面”没有“花面”好看，但经过思索最终决定把花戴在头上，让他看看到底谁更美。此词对主人公心理刻画细微，表现出她在新婚后那种娇嗔幸福之感。婚后由于种种原因，赵明诚不能经常在家陪伴李清照，这时独自在家的她便感到寂寞孤单，遂写下很多表示相思之情的诗词。最有名的莫过于她的《一剪梅》，此词描绘了一位对丈夫怀有强烈相思之情的少妇形象。但是，这相思不是单相思，而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女主人公与其夫君心系对方，互相思念。通过女主人公眉头心头的变化，表现了其情感起伏，揭示了其感情的丰富真切。如果说词中女主人公因不能时时与君厮守，心中充满了忧伤的话，那么这肯定也是甜蜜的忧伤，因为这种两情相悦式的恋情是她最大的幸福。黑格尔曾说：“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为爱情。”[3](P327)

朱淑真则没有李清照那样幸运，她所嫁非爱，婚后一直都郁郁寡欢。由此可见其词中是不会出现李词那种幸福而又带着一点闲愁的思妇形象。以《减字木兰花·春怨》为例：独行独坐，独唱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折磨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这里刻画的是一个孤独无奈、痛苦穷愁的女性形象。上片的五个“独”字大大渲染了孤独气氛，孤独的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女主人公空自一人，坐卧不宁，心烦意乱，愁肠欲断。这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就可归纳为愁妇、怨妇这一类，和李清照笔下那种带着淡淡忧伤的思妇形象是不同的。这些抒发朱淑真痛苦凄凉、孤独寂寞的作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她对于封建礼教“夫唱妇随”、“夫为妻纲”的否定与批判，那么其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也自然打上了这种烙印，具有进步意义。

李清照婚后初期塑造的是思妇形象，由于不能时时与夫君相守，而感到孤寂；而朱淑真塑造的则是所嫁非偶的怨妇、愁妇形象，表达自己终身无着、孤苦一人的强烈痛苦。这是她们的不同之处。但无论是思妇还是怨妇，从她们心理缺失这一角度分析都可归为悲剧女性形象，这是两人词中的异中之同。

（三）晚年的老妇形象———血泪交迸，化悲为达。晚年不幸的李清照写下很多爱国词作，塑造了一个个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但却心系故国的爱国女性形象。而朱淑真晚年不问世事、出家修心养性，在词作中塑造了比较平和通达的女性形象。

有人这样评价李清照：“嫠不恤纬，唯国是爱。”[4](P168)的确，她晚年的作品较之婚后初期的轻愁离怨来讲，分明是一颗破碎的心所迸发出的血泪呻吟。在著名的《武陵春》中这样写到：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其中刻画了一位漂泊无依、孤独凄凉的老妇形象。这是她避乱金华时所作，此时的她正处于的巨大悲痛之中。丈夫的离去，国家的沦落，都使她痛不欲生。无论是哪个凡间女子，面对这样悲惨的事实都会百感交集，悲从中来；更何况是李清照这样敏感而又关心国家命运的女作家。《永遇乐》是写词人晚年在临安的一段生活，运用今昔对比等手法塑造了一位对故国怀有深切眷恋之情的女性形象。上片开始连下三个问句，这使人物形象性格、情感的刻画更加真实、生动。一个白发蓬乱的老妇在想到当年汴京繁华之时不禁感慨万千，哪还有心思同人游玩啊！这样具有怀念故国情怀的女性形象读来令人倍觉心酸、感动。

据邓红梅《女性词史》所述，朱淑真晚年在尼姑庵出家，以此来度过自己的余生。经过纯真的少女时代和痛苦的中年时代，朱淑真的晚年则显得平和与理性，不再像儿时那样天真烂漫，也不似中年时那样多愁善感追求完美。在《酹江月·咏竹》中她这样写道：

爱君嘉秀，对云庵、亲植琅玕丛簇。

结翠筠稍，津润腻、叶叶竿竿柔绿。

渐胤儿孙，还生过母，根出蟠蛟曲。

潇潇风夜，月明光透筛玉。

雅称野客幽怀，闲窗相伴，自有清风足。

终不凋零材异众，岂似寻常花木。

傲雪欺霜，虚心直节，妙理皆非俗。

天然孤淡，日增物外清福。

这里塑造了一位种竹、赏竹、爱竹并以竹自喻的女主人公形象。晚年的朱淑真以竹为伴，陶冶性情，修身养性，能够把事情看开、看淡，这不能说是词人感情的老化与迟钝，而是词人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情感的历练与岁月无情的洗礼之后变得豁达，随之她的痛苦也逐渐减少，这不得不说是词人的幸运。

李清照是心系国家和人民的优秀作家，在她的后期词中有不少蕴含爱国情感、抒发国破家亡之悲的作品，自然也会出现血泪交迸的女性自我形象，这是朱淑真所无法比拟的。由于朱淑真的生活经历没有李清照那样丰富，这注定了她无法写出像李清照那样忧国忧民的作品来。虽然从作品的思想内容上比不上李清照，但是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来说也并不逊色。

二、李清照朱淑真词女性形象异同之成因

李清照与朱淑真在词中所刻画的女性形象为什么某一阶段相似，而另一阶段又截然不同呢？这主要是由于两个人的身世、经历、个人素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结果。

（一）李清照与朱淑真都生长在有着浓厚文化氛围的仕宦家庭。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学识渊博，是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母亲王氏也知书达礼，“亦善文”。[5](p13122)慈父对女儿又比较宽松开明，进行了良好的早期教育。这使李清照的活泼天性没有受到束缚扭曲，使之成为纯情聪慧的才女。而朱淑真根据现有的资料可知：出生于宋代钱塘的一个宦室家庭，从小被父母按照大家闺秀的标准培养，琴棋书画无所不会，虽然为闺阁女子，但家教也算宽松，是一个聪明自信的女性。两人皆出于官宦之家，那么生活背景、文化教养程度可谓相当，这对于她们两人少时创作的清新活泼之词必定有深刻的影响。

（二）较高的文学素养使得李、朱二人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受人青睐。既然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早期教育良好，那么两人的文化底蕴应该是比较深厚的。与李清照同时代的文人王灼说她：“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6](p88)而陈霆这样称赞朱淑真，说“朱淑真才色冠一时”[7](p361)。她的父亲教她琴棋书画等多方面才艺，尤重教其诗词，这为朱淑真日后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见两人皆饱读诗书，多才多艺。有了文化底蕴的依托，那么词中的女性形象自然丰满、鲜活。

（三）婚姻经历的大相径庭使两人在塑造女性形象上有所不同。李清照与丈夫志同道合，感情十分融洽。正如明代江之淮《古今女史》云：“自古夫妇擅朋友之胜，从来未有如李易安与赵德甫者，佳人才子，千古绝唱。”这是李清照能够创作出爱恋相思的女性形象的原因。可朱淑真却没能与心爱的人结合，依父母之命“下嫁庸吏”。她与热衷功名利禄的丈夫志趣相悖，没有夫妻感情，亦没有共同语言。明代陈霆在《渚山堂词话》中说她“所适非偶，故形之篇章，往往多怨恨之句”。对于一个善于将爱情生活理想化的古代才女来说，这些带给朱淑真的只能是痛不欲生。于是她将这种痛苦、哀愁凝聚在一起寄托在作品之中，来抒发她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情思。了解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她的词中大多是哀怨、痛苦的愁妇形象。

（四）生活环境的不同促使她们创作上形成差异。李清照虽然是大家闺秀，但是家庭教育甚为宽松，早期便有与人唱和之词，接触外界事物广泛。加之晚年国破家亡的漂流生活使她更能了解外面的世界，因而其经历丰富，眼界开阔。朱淑真相对而言生活天地狭小，是典型的闺阁中人，生活经历有限。平常接触到的不外乎是闺阁、楼台、水榭、花园，自然与鸟兽等，因而她的词作不可能像李清照那样具有丰厚的思想内涵。这也是两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相异的又一个原因。

三、余论：李清照朱淑真词女性形象的进步意义

李清照与朱淑真词中的女性形象描写是颇为成功的。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血肉丰满，生动鲜明。作为女性词人，她们更加了解女性自身，对于女性心理状态，感情变化，性格特点等拿捏得更为准确贴切，不至于像有些男性代言体词中出现那种矫揉造作之弊。以往温庭筠等男性作家为女性代言写词，常常根据自己的想象把女性形象凝固化，大多创作那种妩媚、柔弱的香艳之词。这些词所描写的女性形象，往往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大多表现出一种残缺与病态之美。而李清照与朱淑真词的女性形象描写大多是女词人的自我形象，是女词人写自身的真实情感体验，这是与“男子而作闺音”的根本区别。因此李清照与朱淑真笔下刻画的女性形象才如此有魅力，如此受欢迎，它让那些惯常以男性口吻写女性形象的作家相形见绌，也使那些读惯了代言体的读者耳目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