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的发展史中，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另有意味

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是在叙说词学的发展史中提出的。在《词论》中，她自唐代一直谈到与其并世的词家（如晏殊、晁端礼、黄庭坚、秦观、贺铸等），构建了一个清晰的词学发展史。重点说了两个阶段：开元、天宝间，以李八郎歌擅曲江宴会的事例来说明盛唐的歌曲之盛；之后的中晚唐则在“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的总评中，指出已有《菩萨蛮》等词从乐府声诗中诞生。干戈的五代，歌词创作整体上格调不高，独有偏居江南的李氏君臣的词意境高雅，但也多是衰以思的亡国之音。

逮至北宋，“礼乐文武大备＂，词学得以发展，为此李清照分门别类地重点点评了十六位词人词作，分析了各类的利弊得失，最终归结到此当为“别是一家”的论点。李清照审视词学发展的标准，大致说来有两个：其一是词体与音律的血缘关系，指出协音律诗词体诞生的条件，也是词体成型后的本质特征。论词体追源到乐府声诗，已经表明了李清照的态度，而她以一定篇幅例举李八郎歌擅曲江宴会，“借这故事来说明词跟歌唱的密切关系，是拿它来总摄全文的”（夏承焘（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实际上，词从隋唐五代到宋代都是入乐的，宋以后，才依其文字的音调抑扬顿挫而揣摩。所以，对词来说，协律为第一。虽然是一种形式之美，但对于词的审美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如王国维评周邦彦词：“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清真先生遗事》）可见，讲究音律，诗词最基本的特色之一。

因此李清照以“协音律”这个基本标准，从正面肯定了柳永词，认为能知词“别是一家”的晏殊、贺铸、秦观、黄庭坚四人的词是“协音律”的代表，又从反面例举两类不能协音律的情况，或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或如王安石、曾巩等“文章似西汉”者词不仅不合音律，甚至是难合声律，以至“不可读也”。显然，“协音律”与否确实是李清照审视词学史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二是以词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指出声音之道与政通也是词体发展的规律，词家当追求“治世之音”。晚清词家刘熙载在《词曲概》里说：“词固必期合律，然雅颂合律，桑间濮上亦未尝不合律也。

律和声，本于诗言志，可为专讲律者，进一格焉。”虽然刘熙载代表的是晚清尤其是同光新政期间儒学复归的词学趣味，但确实指出了专讲词律者的一大弊端，即会导致雅郑不分、徒有形式的词体观念。其实，北宋末的李清照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她从儒家“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的乐教思想出发，审读了词学发展史，呼唤着词当有治世之音的品格和作用。她从开元、天宝间说起，叙说完李八郎故事后云：“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这句评语涵盖了自开元至晚唐一段，历史上这段时期也正是所谓的“乱世”。

尽管这时期歌词可歌合律，但李清照并不满意，因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礼记乐记》）。接着李清照说“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用斯文道熄”界定此时期的词学成就，并不是说词体不合律，而是说此时词人填词承晚唐以来“流靡之变日烦”之绪，呈现出如《礼记乐记》中说的“桑间漢上之音，亡国之音”。尽管南唐李氏君臣“尚文雅”，像李璟《院溪沙》词中小楼吹彻玉笙寒”冯延已《谒金门》词中的“吹皱一池春水”句，“语虽奇甚”，但就词作格调而言，也只是“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明确表明她汲取了儒家的乐教思想。直至北宋，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治世之音”方有出现的可能。但是，在她看来，北宋以来的词家似乎还未能真正践诺“治世之音”的“安以乐”、“其政和”（《礼记乐记》）的格调。基于此，她指责一系列的词人词作。

从避免“词语尘下”、“破碎”到追求“铺叙”、“典重”、“故实”而无疵病，直至“富贵态”，暗含的都是李清照对“治世之音”理想化形态的认识。理解了李清照的词学史观，方能真正揣摩出她的论词动机和目的。词学史既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一个外在结构，也是她词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表现出的词体与音律的血缘关系、词学与时代精神的密切联系，成为《词论》一文两条不可分割的线索。协音律关乎词体格式问题，是李清照不容商量的本色词的构成条件；呼唤“治世之音”关乎词体品格问题是李清照在词体格式基础上的一个新要求。她这种词学主张既是词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也是她在反思词学史的进程中提出的新要求，代表着北宋后期的词学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