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过“最强烈的爱都根源于绝望，最深沉的痛苦都根源于爱”，在李清照这里，这样的情感得到了尤其深刻的体现，她的敏感多情就如同她的多才一样。爱情给其带来的苦、愁使得她不得不一次次地从词中寻求解脱、寻求安慰，而又偏偏都是“独抱浓愁无好梦”。而其中最能深刻表达爱情给女词人带来的痛苦之情的，莫过于《声声慢》一词。
正如张爱玲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的：“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李、赵曾有的既典雅又豪爽的赌茶赛诗，曾共同致力于收集金石古画，这祥恩爱与友好的夫妻关系一直是人们所艳羡的，尤其在那个时代，李曾拥有这样幸福的婚姻，是其他的女性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李的“无嗣”与“被疏”给其带来的痛苦是强烈而刻骨的，然而又是无法言说的。于是只能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只能用“三杯两盏淡酒”，却又不敌那“晚来风急”；看到“满地黄花堆积”，仿佛是看到了自己的茕茕孑立，从清晨到黄昏——这样的心情“怎一个愁字了得！”心酸的情绪无法言说，只好把它们通通地释放在词中。
梁启超给这首词所作的评语是：“这首词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那种茕独凄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5]（p116）
傅庚生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如此评价道：“此等心情，惟女儿能有之，此等笔墨，惟女儿能出之。设使其征人为女，居者为男，吾知其破题儿便已确信伊人之不在迩也，当无寻寻觅觅之事，男儿之心粗故也。”[5]（p117）
刘乃昌《宋词三百首新编》：“……全篇字字写愁，层层写愁，却不露一‘愁’字，末尾始画龙点睛，以‘愁’归结，而又谓‘愁’不足以概括个人处境，推进一层，愁情之重，实无法估量。”[5]（p121）
在男性词人作品中，绝少出现这样深刻体现女子内心愁苦绝望的真情之作。男性的身份，首先是政治家、道学家，然后才是文学家。因而，对他们而言，首要的是治国的方略、政事，其次是言志的诗，至于对于抒发感情的词的态度，则是“游戏”为之，是“以余力游戏为词，风流闲雅”，是“以文章余事作诗，滥而作词曲”[3]（p83）。而对于那些在政治仕途上失意的男性词人来说，尽管他们可能是以职业词人的身份出现在词坛中，但是究其根源，他们的词作也不过是为其政治抱负和热情的无望而寻求一个宣泄的出口而已，他们是不得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9]而已。李清照对男性词人这种对待词的态度是不屑一顾的，她挥洒自如地批判着晏殊、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大家的词作，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张，并用词来表达着自己的真性情。于是，满满的爱意、浓浓的离愁、深深的哀怨，这一切情绪都蕴含于其词中，读其词，就是读其情愁。
三
李清照在理论上一向主张词“别是一家”。她在早期和中期的创作实践中，也是严格地遵守着这一规则的，看其前期的诗和词，题材和题旨曾是迥然不同的。但是靖康之变后，社会的巨大动荡波及到了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在这样的社会大动荡之中，李清照随夫南奔，不久，丈夫逝世，李清照孤独一人漂泊在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社会中。李清照在其文《打马图经自序》中记载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与惊恐：
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知所之。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10]
在这样的国破家亡中，词坛的风气也由早期的绮罗香泽之态转为充满了哀苦和忠愤之情。李清照自小就对国家政治有自己独特的关注，面对如此巨变的社会，她不可能仍独守在自己单一的情感世界中，因此，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出发，她在词中写出了家国之恨，写出了对故国家园的怀念之情。
《武陵春》一词作于词人晚年避难金华时期。词以晚春的景致落笔，用“风住尘香”写出了自己的身世和家国的厄运。这不仅是作者个人的写照，也仿佛暗示了国家的昏暗的前途。
把抽象的情感愁绪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表达出来，在李清照之前，已有不少男性词人想到了这一点，也写了出来。李煜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观有“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他们都把愁幻化为一江的春水。贺铸在《青玉案》一词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他把闲愁看成了梅子黄时的天气。而只有李清照使“愁”有了自己的重量，仿佛可以用舟载。但是若没有经历过一系列的人生苦难：党争株连、婕妤之叹、兵荒战乱、丧偶飘零、“颁金”之诬等等人生忧患，这“愁”也不会是如此的浓、如此的沉重，就连舟也“载不动”。
花，一向是女性所钟爱的，也是女性特质的象征，而梅花却仿佛是词人的最爱，无论是其早期还是晚期的词作中，都有梅花的踪影，但是梅花在词人笔下的意义却处在不断的转变中。在《孤雁儿》中，词人把梅花引入了悼亡词中，从个人的“没个人堪寄”的孤单、寂寥再到寄寓家国之念，其词的主旨也由单纯的悼亡爱人转到了很广阔的天地，转到了对国家偏安一隅的哀悼。使词的主旨超越了儿女的私情，从词人的身世遭遇升华到对故国的怀念，从而使整个词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在《清平乐》中，词人用自己早、中、晚年三个不同的时期赏梅的画面，概括出了人生路上，一路走过来的喜怒哀乐情绪。早年是“常插梅花醉”，生活是那么惬意和快乐，全无半点忧愁烦恼；中年是“按尽梅花无好意”，中年的悲戚和无奈都在“按尽”这一动作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晚年却是“难看梅花”，社会不是慈母胸怀，在饱经沧桑，只身飘零之后，词人早已没了看花的心境。表面上词人似乎是借咏梅来追悼流逝的幸福时光，实际上，也借咏梅表现了对当时民族危亡的形势的深沉的忧郁和自己感受到的国破家亡、沦落天涯的痛苦，把自己流离失所的苦和国家山河破碎的痛连为一体了。
在李清照之后的蒋捷《虞美人·听雨》一词可以说是和《清平乐》有异曲同工之妙。“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李清照以“梅花”为线索写尽了一生的曲折，而蒋捷则在“听雨”这一动作中品尝了人世艰辛，把浓浓的情用淡淡的语气说出，词中所藏的一切愁、一切怨都通过简单的几个动作向读者缓缓道出。
而在其咏元宵的词《永遇乐》中，此词的上片写元宵里的景象，在这样一个本该团圆、皆大欢喜的日子里，竟然都是“人是何处”、“吹梅笛怨”这样哀伤、幽怨的景物。下片追叙往事，沉浸在对昔日汴京元夕盛况的幸福回忆中，和上片词的情景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词的结尾处，“如今憔悴……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又抒发了个人饱经患难后的孤独心情，别人的欢乐，更衬托出了她自己的痛苦的深沉。当时，南宋小朝廷的卖国集团屈辱求全，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苟安一隅，却依然醉生梦死，在这样的年代里，她的这整首词通过个人生活今昔之对比，婉转曲折地表现了对故国旧家的思念之情，也蕴涵了对国家兴衰之沉痛心情。就连爱国诗人刘辰翁、辛弃疾都曾为之深深感动，纷纷仿其调，填写过《永遇乐》词，以抒写家国之恨。正如王洪《唐宋词流变》中所说的：“其所写者一妇人，其所照者一个时代也。”[11]
在其晚年的词中，一样是写“愁”，但是这“愁”已超脱了早期的儿女情愁和中期的离愁别恨，具有了更深的社会和历史含义，这里的“愁”正如辛弃疾《丑奴儿》一词中所承认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在历经了人生悲欢和世事变幻之后，作者现在所能做的只是缄默——无论是说不出来，还是不说出来，都意味着人生中极其深切的悲愤。
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的李清照，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在其词中写出了女性的真实情感，薛砺若对其词所作的评价，十分中肯地说出了，作为女性的李清照，她的词所特有的魅力：“在她的词里，可以完全暴露出女性真实的情操来，与男作家试作香艳的闺情词相较，其艺术上的表现力，自不可相提并论了。……她平生最足以睥睨一世者，则为她的《声声慢》，其笔力之遒健，描写之深入，境界之逼真，情绪之迫切紧张，均充分的现出，绝不类一个妇女的手笔，……”在经历了坎坷多劫的命运后，一个女人用“词”这一独特的文体向千百年后的我们，诉说了她一生的情愁。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句，如今读来我们也会为其艺术魅力所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