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才女之累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美）艾朗诺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序（指李清照名作《金石录后序》）在绍兴二年（1132年），李（李清照）五十有二，老矣……必无更嫁之理。”“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这是晚明《徐氏笔精》中语，由此开启了“李清照未再婚说”。此说在清代影响甚大，经卢见曾、俞正燮、李慈铭等名家论证后，几成定案。1957年，此说遭质疑，引起巨大波澜，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有词学泰斗之称的著名学者唐圭璋仍坚持此说。

    从史料看，“李清照未再婚说”依据不多，仅靠臆想出“李清照仇家泼污”来否定相反记录，但宋人笔记相关内容甚多，岂能尽与李清照有仇？且李清照在自己写的《投翰林学士綦（音如其）崇礼启》中，明确提到再婚，却被判为“伪作”。

    为什么大家不愿接受一个再婚的李清照？

    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达，闺阁诗人辈出，她们结成诗社，甚至将作品结集发表，与传统观念形成冲突（《红楼梦》中林黛玉便不同意闺阁诗集外传），人们急于寻找一个“古已有之”的证据，以使自己行为正当化。于是，李清照被“重新发现”。

    李清照是宋代人，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弟子、“苏门后四学士”之一，文坛地位崇高，她又嫁与皇族赵明诚，故与主流文学圈颇有往来，其创作得到推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李清照是唯一被经典化的女词人——其他女作家虽可能受称赞，但很少被视为一个时代创作的代表，也很少被模仿。

    然而，女子再婚在宋代本属寻常，在明清则为重大道德污点，李清照几乎成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反证，这为“李清照未再婚说”提供了心理需求。

    李清照的第二任丈夫张汝舟品秩甚低，或有家暴和骗取李清照收藏之事，致婚姻破裂。按宋代法律，妻告夫即使胜诉也要被判两年徒刑，李清照便采取了迂回战术——告发张汝舟收受贿赂，使其获罪，则婚姻自动失效。

    可能是对第二次婚姻感到后悔，也可能是为夺回皇室姻亲身份，离婚后的李清照写了感人至深的《金石录后序》，其中包含了身世浮沉、追忆对往日爱情生活和对人世无常的感慨。俞正燮们则成功地从中找到翻案机会——文中李清照对赵明诚如此怀念，且已年迈，怎么可能再婚？

    其实，正如钱锺书先生在《围城》中所说，文人最渴望妻子去世，这样就可以写出感人的《悼妻文》，千古流传，可写完后，他们大多又会再婚。

    在俞正燮们的眼中，李清照却没有这种自由。她必须纯而又纯、言行合一，只能写自己遭遇，她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虚构，不能装模作样，不能今天浪漫、明天现实。于是，李清照“伟大”了，成为男性道德祭坛上一份沉重的祭品。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访问唐圭璋先生时，谈到李清照曾再婚，唐甚至表现得有些生气。在他看来，李清照是“女中丈夫”，怎可能再婚？唐圭璋先生丧妻多年，一力将几个子女拉扯成人。在逼仄环境中，读书人对忠诚、爱情产生了过度期待。

    其实，李清照再婚与否是个人生活的选择，与后代何干？个人隐私变成公共议题，折射出文化内部深藏的紧张，正是在这种紧张感的驱使下，一代代人把自己的期望张贴在前人身上，最终使事实变得越来越模糊。

    按最严格的标准，目前存世的李清照诗词中，仅22首确定无疑，可自明代以来，李清照全集不断扩充，最新版已超百首，许多是“新发现的”。有多少伪作已被我们视为李清照的代表作？又有多少伪作将流传千古？从这些伪作中，我们读懂的究竟是谁？

    文学的意义是在接受中形成的，可接受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它可能隐瞒许多真相，并依据我们的需要，“定制”出历史图景。《才女之累》一书价值在于给了读者一个接受史的视角：当我们自以为正从历史中读出大智慧、发现了重大规律时，请别忘了，还需从接受史的角度加以反省，否则我们很可能被套牢在幻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