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是怎样以知音身份指出苏轼等十六人的弊病的？
何为知音？一指通晓音律；二指知己，同志；三指对作品能深刻理解、正确评价的人。
很显然李清照是个通晓音律的人，因为她的《词论》对苏轼等豪放词人的批评正基于“音律不协”。但是否能说她和这些先辈词人就是知音呢？从她整篇《词论》只说“词别是一家”，没有看出词牌在北宋时期已经开始走向诗化来讲，可能是“知音”不“知心”。
不过当时天下词牌还是以婉约为主，看不透未来诗词合流的走向也怪不得她。正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才女，诗大气纵横，词婉约精奇。
她的人生和诗词风格以赵宋王朝南逃作为分界点，前半生语言清新自然,欢快美满,偶有闲愁点缀；靖康之变后伴随着生活的颠沛流离,主要书写苍凉人生,抒发对故乡故国的怀念。
《词论》作于南渡前，这一时期，李清照自身文学风格虽没有大的感情波动，但是已经日趋成熟，对词作有了比较完整的、成熟的看法。由于李清照本身的词风走的晏欧派，缺乏眼光向外的视野，对苏轼等人在词史上的作用不像我们后来人看得清楚，也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有人说她：“多有妄评诸公……”
我们来看看李清照是评论了多少位前辈，有没有她的道理。
李璟、李煜、冯延巳
《词论》开篇从李八郎乐府诗讲起，谈到晚唐五代时，蜻蜓点水般提到了南唐君臣：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小楼吹彻玉笙寒”出自李璟的《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吹皱一池春水”则出自冯延巳的《谒金门·风乍起》。而“亡国之音哀以思”自然是指李煜了。李清照对这几位前辈还是很欣赏的，认为他们“尚文雅”、“语甚奇”，这和她本身的词风也是有关联的。
柳永
那三位君臣是前朝，到了北宋，排在第一位的词人自然是“奉旨填词柳三变”了。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这里指出了柳永于宋词的最大成就，“变旧声作新声”，实际上就是指柳永对原来的小令格式的词牌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为词牌长调做出了开创。同时指出柳永作为一个音乐家，作品是非常合音律的，但是由于他创作的花街柳巷的属性，“词语尘下”。
因为李清照是“知音”，所以从“音律”的角度考虑得多，她对柳永的词作还是持认可态度的，只是认为柳永有些作品的格调不高雅。
其实格调不高并非柳永的错，词作为“诗余”，自出生就是为了区别于诗的高大上，在市井中盛行，写得太高雅，如何能做到“凡有井水处，便能歌柳词”？
我们今天熟悉的柳永作品大都是干净、婉转、悲切的词作，比如《雨铃霖》，但是整体来说，他的词多为生活所迫而写，流转于娼门酒肆，难免“词语尘下”。
张先、宋祁、宋痒、沈唐、元绛、晁端礼
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
张子野即张先，宋子京兄弟即宋庠、宋祁，晁次膺即晁端礼，这些词人，偶有佳作，却没有名家风范，被千古第一才女轻轻一笔带过。
晏殊、欧阳修、苏轼
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
晏元献，就是晏殊。欧阳永叔，就是欧阳修。苏子瞻，就是苏轼。
这里首先肯定这几位大家的学问：“学际天人”，天道人道的学问他们都通晓，而用这学问来写词，那简直就是往大海里面倾倒一瓢水而已，“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简直就是大材小用，轻松写意。
“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但他们的词作都只能算是句读不整齐的诗罢了。“句读”，就是断句，句读不葺之诗，就是长短句。
李清照为什么这么说晏殊、欧阳修、苏轼呢？
晏、欧阳、苏这三位大家实际上走的就是词的去音乐化的路子。由于一些古乐的渐渐散佚，很多词牌逐渐独立于音乐之外而存在，慢慢地只靠汉字本身的平仄音调来树立作品的音律。这其实和汉初时诗从乐府向徒歌发展类似。
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
而这种不再看重音律，只看重词牌本身音韵的作品，在当时不是主流。当时什么是主流？周邦彦的“大晟府”钦定各种音乐词牌规范。李清照作为当世词人，自身的观点也是如此，整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如此。他们普遍认为：一，词牌必须附着于音乐存在。二，词牌就该婉约。
当时苏轼的豪放派尚未完全成型，叶梦得，张元干，辛弃疾还是后来人。李清照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晏、欧阳、苏的词牌去音乐化。
在李清照看来，“词别是一家。”
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
从这一段就可以看出李清照是如何从“知音”的角度来评判苏轼等人的词作的。她认为诗分平仄二声，歌词分五音、六律和清浊轻重，远比诗的结构要复杂、婉转。她接下来例举了一些词牌押韵和诗的大不同处，指出即便是在平仄中，如果不对上声和入声细分，就会造成词牌的不能演唱。
而苏轼等人的词就是以诗入词，不能演唱。这就是李清照作为“知音”批判重点所在。
在古乐尽失的今天，这已经不是个问题。我们如今区分词牌的流派，是从内容上来区分，已经完全与音乐无关。而实际上，晏殊、欧阳修的词是南唐闲相冯延巳的风格，在宋词中我们称为“晏欧派”，这与柳永的“婉约派”，苏轼的“豪放派”完全都不是一个路子。
李清照当时看到的只是词牌去音乐化的这种危险走向，所以，她写《词论》的时候把“晏欧派”和“豪放派”放在一起给批评了。
王安石、曾巩
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
王安石、曾巩本以散文见长，位列“唐宋八大家”，同时王安石以“半山体”横亘宋诗顶峰。但是在政治家眼中，“诗词，末技尔。”所以偶尔为之，并不重视。
李清照这里也夸奖这两位“文章似西汉”，同时指出他们偶尔写首歌词，则让人笑倒。可见音律不协，谬误之多。
在遍览这些音律不协的词人前辈后，李清照以“知音者”的角度得出结论：“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所以说啊，词和诗、文完全不一样，知道怎么协音律而为的少之又少啊。
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
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这几个人在李清照眼里算是知音律，就从词的内容上来进行批判了。晏几道铺叙少，贺铸用典少，秦少游专门撩拨，却华而无实，写出来的东西像上不了台面的秀丽贫家女，而黄庭坚呢，写得实在货，能用典故却有时候不大合适，就像白玉有瑕疵，卖不了好价钱。
总结
《词论》到此结束，短短一篇文，前前后后评论了十九位前辈词人。从“知音”的角度来说，只有最后四位、柳永、李后主君臣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在李清照眼中还是各有毛病。
虽然我们说她有她的时代局限性，但也不得不佩服她眼光老道，评论有理有据。只不过，她有意或者无意漏掉了同时代的周邦彦。
我们今天来看，对宋词做出最大贡献的三人其实都集中在北宋，柳永伸展词牌体裁，苏轼拓宽词牌内容，而“词中老杜”周邦彦集大成地规范了所有词牌的格式。
谈词却不谈周邦彦，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当世不论”，另一个是李清照夫家与周邦彦政治上的不合，导致《词论》没有讨论周邦彦的作品，实际上把掌管“大晟府”的“词中老杜”周清真排除在外，整个格局是差了一点的。
总的来说，李清照在《词论》一文中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强调了词与诗的分野，强调词配合词牌所对应的曲调演唱的重要性，透露出对词牌脱离音乐存在的担心，这都说明李清照确实是一个“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