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平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艾朗诺先生的底牌

不可能任务：“家暴”文学

袍笏簪缨、峨冠博带虽早已卸下，但古典文学的恋阙之心、淑世之怀仍没有被现代文人祛魅。古典是一个能量场，吸附力与排斥力共存共生。它既有无上魅力，也有时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于非“典”的话语与修辞。试图用古典文学来“文学化”非“典”，往往要付出沉重代价。近代诗人黄遵宪就是反面教材，“我手写我口”的本领再大，叵耐“掎摭声光电化”的诗歌只落得个“韵语格致教科书”（钱锺书：《谈艺录》，72页，三联书店，2011年），毫无文学性可言，自是无缘经典诗词之圃。匪独物质世界，近现代的思想观念也甚难与古典文学融洽无间。比如说“反家暴”——一个关乎人权、女权的现代观念，没有谁会忍心将这一艰巨任务交派给古典文学。古典伦理的男耕女织、琴瑟相谐，古典性情的温柔敦厚、恕人责己，难以孕育“反家暴”。然而出乎意料，一位宋代女性却残忍接受了这一任务，她就是李清照。

李清照，三十一岁，载于清四印斋刻《漱玉词》，上有赵明诚题字。虽是假的，但也颇有些年份。

“文学化”方式在李清照那里不仅是古典的，更是居于古典文学巅峰的高贵形式——骈文，其难度非诗词、戏曲、小说所能比肩。南宋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给时任翰林学士的綦崇礼写了一封感谢信，致谢他在离婚诉讼上给予援手。李清照与后夫张汝舟离婚成功，这个渣男因“妄增举数入官”（虚报参加科举次数而得授官职）被革除功名，李清照受连坐应判两年徒刑，最后改判拘留九天。南宋朝廷本无暇管理“家务事”，但李清照却有能耐做到了“岂期末事，乃得上闻，取自宸衷，付之廷尉”，令宋高宗亲自做了回“老娘舅”。在这封《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中，李清照对后夫的“家暴”作了如是描绘：

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局天扣地，敢效谈娘之善诉；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难求，自陈何害？（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82页）

摆在李清照面前的“不可能任务”是：如何破天荒地用骈文描写家暴？如何直面家丑外扬带来的后果？如何一如既往地驱使经史、拈缀诸子？又如何在技术化工作的同时打叠安顿心灵？这任务的难度绝不亚于阿汤哥爬跳迪拜塔。

年轻时将韩偓的“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点化成“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李清照的欣喜之情不言而喻。现在，点化陈句的成功如何抵达心灵深处？是一遍遍的回忆与咀嚼吗？肉体的疼痛、囹圄的黑夜、失去的金石书籍、后夫的险恶嘴脸、赵明诚的渺茫身影、朋友圈的人言可畏……然而，技术上的成就感在这次写作中也不复存在。纵然博闻强记，李清照也无可奈何于家暴叙事在经史子集中的稀少。她择取的四个典故，只有一个与家暴切实有关，即北齐谈娘（踏摇娘）的民间传说。谈娘的丈夫经常酗酒，每喝醉则殴打她。这个故事在唐代已演为歌舞小戏，见载于崔令钦的《教坊记》。其他三个典故皆与家暴不甚贴切。顽皮的刘伶在即将被夯时说了句很孬的话：“我这幅鸡肋般的身子骨，怎配得上您的尊拳呢”，就立刻消解了互怼。泼皮石勒好打架斗殴，以“老拳”闻名圈内，后来做了十六国后赵皇帝。至于柳宗元《李赤传》所载厕鬼惑人之事，用典效果更是“隔”。李清照是善于用典的，她那篇四百多字的《打马赋》，使用的语典与事典将近六十个，但此处的驱遣典故显得狼狈不堪。这段文字虽成功地“古典文学化”了家暴，但它的“古典文学性”是差强人意的，古典特有的文字技巧并没有使这篇书信博得更多同情。

后世男性读者吝啬的同情，证明李清照这次任务完成得并不理想。清代学者俞正燮、胡薇元、陆心源、李慈铭、陈廷焯等人，都否认改嫁的事实，断定这份书启（载于宋赵彦卫《云麓漫钞》）是小人伪作。近现代词学大家如夏承焘、唐圭璋等也持同样观点。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是小人伪造，这伪造的难度与成本也忒大了。如果这小人与李清照没有不共戴天之仇，又或者没有可观的项目经费资助，是绝无可能有闲情、有毅力去完成这项任务的。 

[美]艾朗诺著：《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夏丽丽、赵惠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

近日，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汉学家艾朗诺先生2013年的著作《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2017年3月版）。可喜的是，艾氏不否认这封书信的真实性。对于自暴家丑，艾氏认为体现了“这个女人绝不忍气吞声”的性格，“成长于世宦之家，曾接受古典教育”，“与赵明诚较量学识，并常常胜过她的丈夫”（125页）。与丈夫（男性）争胜是艾氏的基本逻辑。此书大致涵容了西方文学批评的三种路径，一、现象学批评的还原，悬置了李清照接受史上的种种预设，是此书最大的亮点；二、新批评文本细读，对文献材料的处理非常小心谨慎；三、女权主义批评观，这是艾氏的最大预设。正是这一预设，令此书充满了遗憾。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作者艾朗诺

意淫之一：李清照的毕生事业

此书第二章标题为“写作与争取认可的努力”。不必否认，争取男性文人圈的认可，在李清照心中是可能存在的。但更重要的事实是，中国古典文学本是一种为我的创作，一方面是情不得已的言志抒怀，另一方面是文人生活的日常自娱。我们不能剥夺李清照填词仅为追寻一种精神愉悦的权利。艾氏的预设最集中体现在一首词的误读上，《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这是一场梦境的追忆，境界阔大，丝毫无脂粉气，龙榆生说此阕已近似苏、辛豪放一路（《漱玉词叙论》），其主旨洵如陈廷焯所言，表达的是“出世之想”（《词则·别调集》卷二）。“学诗谩有惊人句”化自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被艾氏抓住：“她把文学视为自己的生命意义。当天帝问她的存在目的时，她的唯一答案是对创作的执迷”，“她显然将文学当作其毕生的事业”，“担心自己的付出不被认可，进而怀疑作品自身的价值”（40页）。其实，李清照反省的对象不是写作而是人生，写作的成就感如何抵消生命本身的悲剧（生老病死），也许惟有飞举升仙才能彻底解决人生之惑（言下之意即没有终极办法），至于作品是否被认可这种小事早已置之度外了。李清照大约活了七十多岁，她全部可靠的词作不过三十多首，如此低产的创作量，有何资格谈毕生事业？李清照终究只是个女人，与传统社会大多妇女一样，相夫教子也许才是最大的事业。李清照的幸运之处，在于她没有生孩子，在于她拥有一个相对殷实的家庭，可以将更多精力花在下棋、读书与写作上（下棋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填词是庸常生活的调剂品，遣兴与娱乐是最大的功能。

 “异代萧条不同时”的张爱玲说过：“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流言·自己的文章》）弄文学批评的人，也过于注重飞扬的一面。艾氏说李清照“对创作的全身心投入”，“前所未有地挑战了现有的社会和文学秩序”，“成为众矢之的”，“公开闯入了男性主导的文学领域”（45页），满满飘荡着女权主义的幽灵啊。七年前，我曾受宇文所安启发写过一篇随笔《李清照的隐性抗争》（《博览群书》，2010年，第二期），当时光棍的我很容易被女权主义观念影响了。如今有了家室，懂得妻子的不易，我才知道女权主义那一套很不靠谱。而当艾氏写下“年仅十七岁的才女所具备的历史、政治识见与洞察力，连写出原诗的士大夫官员（指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也有所不及”（52页）时，我感到艾氏与他所否定的郑振铎——曾说过“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就如同五十步笑百步了。 

《漱玉词》

意淫之二：李清照下棋时想念岳飞

作为处处与人争胜的女中豪杰，李清照自不能满足于文学世界，她更应该心系天下，艾氏顺着他的预设进行了更“精彩”的解读。李清照闲暇时间较多，大部分挥霍在棋局上，她自己说，“余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这句话恰可以驳斥艾氏所谓“对创作的全身心投入”。李清照为此写下了《打马图经》《打马图经序》《打马赋》《打马图经命辞》。

在《打马图经序》中，李清照谈及打马棋原有两种，“关西马”与“依经马”，到了宣和年间（1119-1125），两种游戏规则被“参杂加减”而成为新的规则，让李清照感到“交加侥幸，古意尽矣”。“侥幸”作为贬义词，讥讽对象是当时的游戏玩家，讥讽他们更多依赖运气，而降低了智谋在游戏中的比重。然而到了艾氏那里却有了更深的言外之意：“读者自然会联想起昏聩的徽宗朝宗，统治者仅以‘侥幸’维持政局，背离了治道，致使天意不再眷顾大宋。”“她在各处埋下伏笔，暗讽执政者。身为女子的李清照仅被允许写作‘闺房雅戏’，但她却希望介入国家朝政及防御决策。”（141页）这是明显的过度阐释。《打马赋》典故极多，其中有“今日岂无元子，明时不乏安石”，提到桓温、谢安这些下棋高手。艾氏受到徐培均先生的误导，徐在笺注中认为“安石”暗指“岳飞、韩世忠辈”（ 《李清照集笺注》，369页），于是艾氏说：“李清照似乎在那个喧嚣动乱的年代急于建言”，“她意图表达内心的忧虑，并巧妙地借她对‘打马’博弈的精通，使其言辞不至于被轻易打发，尽管她只是区区一名弱女子”（144页）。

李清照好累！她不仅要心忧国事，不仅要给政府提案，更要考虑如何让自己的提案不被领导轻易打发，于是剑走偏锋，奇思妙想，用打马博弈这种吸引眼球的话题来暗自寄托政治意见。据艾氏说，如果采用这种隐蔽的建言方式，效果会非常好，尽管“表面上只是游戏规则的说明，但同代人绝不会错过其间隐含的政治及军事指涉”（147页）。然而事实证明，李清照同时代的人都已经“错过了”，遍考南宋初期的载籍，似乎没有谁提到李清照的济世之怀。

李易安画像

辨伪如何可能

该书最后两章专门解读“易安词”，是最令我期待的部分。就文献功夫而言，大陆学者无疑更胜一筹，西方汉学家大体胜在文本解读的精细。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两种独特的景观，在当代文学界不常见：辨伪与系年。当代作家只要还活着，一般研究不会涉及作品真伪，也无须考证创作年份。古典文学界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精力。“夫子之墙数仞”，精心考证围墙上砖头垒砌的先后顺序，有时并无助于登堂入室。艾氏批评大陆学界在辨伪与系年上的不靠谱，以自传方式解读易安词，陷入循环论证。艾氏一再提醒我们，“李清照与同时代的男性作家一样，有能力虚构文学形象、独撰事件情节”（99页）。李清照也在词里“塑造”自身，易安词中的主人公与李清照并不完全是一个人。 

然而艾氏自己仍不免要去碰“辨伪”，他的理据虽以文献为基础，更多是基于女权主义批评观的预设：杰出的李才女绝无可能写出平庸之作。因此，凡是不够杰出的易安词，在艾氏那里都可能是伪作。艾氏自己依然“循环论证”了。李才女是否足够杰出到每首作品都胜人一筹、无懈可击？宋词大家如辛稼轩、苏东坡、周邦彦等，哪一位作品集里没有平庸之作呢？须知，用数量替代质量以适当慰藉灵感与创作峰巅的缺席，这不是近现代作家的专利，唐宋文人早已如此。如果说陶诗里还找不到庸作的话，杜诗里就绝对有。至于一生写了万首诗（流传下来八九千）的陆放翁，生命最后一年还平均一日有两首的高产量，难道可以因其平庸而剥夺陆游的署名权？ 

艾氏论证易安词的杰出，主要考察的是改写陈句。李清照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是艾氏着重分析的一句。钱锺书《宋诗选注》曾对“载愁”系列的诗词有过详细搜罗，从宋初郑文宝“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到苏轼“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再到周邦彦“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比较这些句例后，艾氏得出结论：“李清照借用了送别诗词的传统以及其间别出心裁的承载沉重愁绪的小船意象，但以前从未有人借此意象来说载不动愁绪。”（277页）艾氏的逻辑很清楚，李清照之前的“载恨”皆是肯定表述，李清照开始用否定表述“载不动”，因而是“创造性”的。然而，钱锺书的博闻强识也不能穷尽所有句例，明人沈际飞《草堂诗余》就寻出了同一机杼的其他个案：苏轼“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徐俯“门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从这些句例看，李清照似乎没有多大创新。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与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皆引用了《草堂诗余》，艾氏何以视而不见？

《李清照集校注》，王国维次子王仲闻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艾氏还提醒我们，易安词有一种“独有情怀”，是此前男性词人笔下的女子所不具备的。典型案例是《忆秦娥》“断香残酒情怀恶”，艾氏说这是一种“不委婉的传情达意”，“爽直而动人”，“我们在士大夫词人的作品中不会想到还能出现这样的句子”，这是李清照“自己的声音”（283页）。然而事实上，“情怀恶”在宋词中还是比较多的，如欧阳修“春睡觉来情绪恶，寂寞，杨花缭乱拂珠帘”，周邦彦“况是别离气味，坐来但觉心绪恶”，张元干“天涯万里情怀恶，年华垂暮犹离索”。还有李清照父亲的好友晁補之，其《朝天子》云：“酒醒情怀恶，金缕褪、玉肌如削。寒食过却，早海棠零落。”（一说此阕作者为冯延巳）可见，所谓李清照“自己的声音”已被男性作家“男子作闺音”发出过了，并没有太多原创性。更重要的是，艾氏忽略了“情怀恶”其实是一个典故（语典），李清照这里仍是改写而已，谈不上“自己的”。典故出自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於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

艾氏甚而断言李清照在描写女性时业已“告别了男性词人所依赖的写作传统”（290页）。啊！谈何容易！李才女不是圣人。李清照很多时候是以模仿“男子作闺音”的方式来自我抒写的。打一个比方，好比张火丁、李佩红这一辈女性在演唱《锁麟囊》时，即使是女人演女人，仍无法摆脱程砚秋、王吟秋这些男性演员的演绎特征。况且根本不能摆脱，一摆脱就不是“程派”了。填词于李清照亦是如此。

赵明诚手迹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艾氏欲脱去李清照身上的负累，除去接受史赋予的重重枷锁，还一个真实的李才女。然而，“轻解罗裳”又如何可能？“与男子争胜”的厚厚外套又披上了。艾氏此书女权主义的“观念先行”是西方现当代文艺批评的通病。文学研究与批评本身，在西方学者那里就是一种学术生产或创作，我“先行”故我在，不“先行”无以立说著书。这不禁令我想起伊格尔顿关于阅读的一个精妙譬喻：面对文本时，读者绝无可能是不被先前社会与文学玷污过的文化处女（Literary Theory : An Introduction. P77.）。专业领域的学者与批评家不是文化处女，一般人就更难做一个“纯净”的读者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唯一解决办法，也许就是在相对开放的批评空间里，将彼此的底牌都摸清楚，然后尽可能地接近真相，无限地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