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是中国古代著名女作家,她能诗擅文,尤精于词。胡云翼《宋词研究》上曾说:“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经与伟大的骚人屈原,诗人陶潜,杜甫,并垂不朽了。”[1:120]李清照在词史上的经典地位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宋元及明初、明中时期她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时人眼中她只是一位才媛,虽才力华瞻,诗文尤称于世,但并不能与男性文人相抗衡。她也并非以词人身份被认同,而主要是以诗人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晚明清初是漱玉词评价的转型期,李清照作为词人被关注,被认为是才女中的翘楚,而且可以与秦周等男性文人相匹敌,并被推尊为“词之正宗”、“词家大宗”,从边缘地位人物上升到中心人物之一,成为经典作家。
1 晚明清初时评论家对李清照词的评价
晚明前,评论家们对漱玉词的评价以词句的品评为主流,大都就漱玉词本身的佳句而言,多为概括性的品评,并初步探讨了词句之“佳”的内在缘由:近时李易安词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起头连叠七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二)[2: 21]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2: 7]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且《秋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文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用《文选》诸赋格。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有《易安文集》。(张端义《贵耳集》卷上)[2: 14]或叹其出人意表的构思,或赞其新奇的用语或评其以寻常语度入音律,人们虽然也喜爱和认同漱玉词,但更多的是对其单篇佳句的欣赏,偏重词的形式和技巧的成熟,与晚明清初相比,人们更加重视李清照的诗文而非词。晚明清初时,她作为词人的经典地位开始形成并最终确立,成为“词家大宗”。
晚明清初漱玉词地位的得以提升,较为直观、明显地反映在词选对其采录的数量上,选词是影响最为广泛的评判途径,因此我们可以从词选的角度考量晚明清初对漱玉词评价的转型情况。选本都是经过选家自己的意见过滤的,是一种较为隐性的评价。每一部词选都各有特定的编选宗旨和选择标准,往往凝结或代表着当时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趋向。
明清典籍浩繁,几乎晚明清初时较为有影响的词选都采录了漱玉词。短短时间内涌现出20余部词选著录其词,其中更不乏有较大影响的《词综》和御制《历代诗余》,正是这些大量印行的词选将漱玉词更加广泛地推向当时的文学消费市场,从而赢得更多的读者,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从各选本著录漱玉词的篇数可以看出,选录5首以上的17种,选录10首以上的11种,甚至还有选录多达20首的,《花草粹编》和《历代诗余》甚至选录了40余首。选录词作数量的增大,反映出漱玉词在晚明清初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评论家们更将李清照称为“词之正宗”、“词家大宗”。这时,不仅词选家们大量选录漱玉词,评论家们更是多评论其词,甚至将李清照推向了词之正宗的地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
1. 1 漱玉词长于言情功能的体现
词是一种抒情性较强的艺术形式,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善言情,而漱玉词中的感情尤为深厚动人。如《声声慢》中的梧桐细雨,黄昏独坐,孤寂冷清,寻寻觅觅而又终无所得的凄苦惨痛,使人潸然泪下,如此深厚的感情绝非无亲身经历者所能写出的。晚明清初的词评家们看到了其中的“情”的因素,而对其大加赞赏:
《一翦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离情欲泪。读此始知高则诚、关汉卿诸人,又是效颦。(杨慎《草堂诗余》卷三)[2: 33]
《青玉案》“一年春事都来几”,离思黯然。道学人亦作此情语。(杨慎《草堂诗余》卷三)[2: 33]
1. 2 雕琢而又不失天然的语言风格
李清照的词语言风格自然,这种“自然”是经过艺术化的自然,既经过人工的修饰和雕琢,又隐没或淡化了人工的痕迹,达到形式上接近于自然的原貌。晚明清初人对于这点,有以下议论:《如梦令》“昨夜风疏雨骤”,前辈谓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固是确论,尤须雕组而不失天然。如“绿肥红瘦”、“宠柳娇花”,人工天巧,可称绝唱。若“柳腴花瘦”,“蝶凄蜂惨”,即工,亦“巧匠斫出骨”矣。(王士祯《花草蒙拾》)[2: 75].李易安“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彭孙遹《金粟词话》)[2: 81].认为词应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然无味”,因此还应“以艳丽为本色”,并且要达到“绚烂之极,乃造平淡”[3: 721]的境界。
1. 3 幽美深远的意境
意境就是表现在诗歌、戏剧、小说、绘画、音乐等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一种富于思想感情的艺术境界。词在艺术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创造意境。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李清照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客观景物熔铸在一起,在词中创造出诗情浓郁、画意盎然的境界,细腻地传达出人物心灵深处的奥秘,正所谓“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如《鹧鸪天》词:枝上流莺和泪闻,新啼痕间旧啼痕。一春鱼鸟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无一语,对芳樽,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
此词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然无限深愁却蕴于浅语滑调之中,读之令人凄然欲绝。结尾两句,融情入景,表达了绵绵无尽的相思。人们对这首词的意境也有自己的理解:《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无限含愁,说不得。(杨慎《草堂诗余》卷二)[2: 34]
《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 (眉批)新痕间旧痕,一字一血。结两句有言外无限深意。(评语)形容闺中愁怨,如少妇自吐肝胆语。(李攀龙《草堂诗余隽》卷一)[2: 38]
《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后段三句似佳。结语尤曲折婉约有味,若嫌曲细。词与诗体不同,正欲其精工。故谓秦淮海以词为诗,尝有:“帘幕千家锦绣垂”之句。孙莘老见之云:“又落小石调矣。”(张綖《草堂诗余别录》)[2: 40]
1. 4 直言、白描的表现手法
李清照的词,不是对自己生活中某种印象或感情的刻板描摹,而是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力和高度的概括能力,创造极为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她往往采用白描的手法,只是把人物的面部神态稍加勾画,只写富有特征意义的一两个动作,或者仅仅写上几句景物,即能充分显示出人物内心的欢乐或悲苦。人们注意到李煜对李清照的影响和二者词风的近似: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沈谦《填词杂说》)[2: 84].“当行本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毫不掩饰的直抒胸臆的手法和不假雕饰堆砌的白描手法抒写深挚动人的感情。如《蝶恋花》词: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
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独报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面对春天到来的美景,词人孑然一身,无人与共,下阕用“试夹衫”、“倚山枕”、“剪灯花”等动作,让一个怀念丈夫的充满愁苦的少妇形象跃然纸上。她写景写人往往采用白描手法,寥寥数语,稍加勾勒,便形象鲜明,情态毕现。如《如梦令》词: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此词不作铺张渲染,不施藻彩,仅抓住藕花深处的鸥鹭惊飞的细节,便构成一幅优美生动的画面,无怪乎晚明清初人有以下评论:《点绛唇》“蹴罢秋千”,片时意态,淫夷万变。美人则然,纸上何遽能而。(沈际飞《草堂诗余续第26卷集》卷上)[2: 48].《浪淘沙》“素约小腰身”,“不奈伤春”、“字字娇嗔”,描出一个娇娃。(潘游龙等《古今诗余醉》卷十)[2: 62]
在以上几方面的认识下,明末清初的词评家们在本色正变问题的讨论中将李清照推向词之正宗的地位:《一翦梅》“红藕香残玉簟秋”,香弱翠溜,自是正宗。(茅暎《词的》卷三)[2: 36]
《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则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余,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蝉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2: 41]
王世贞不但严分诗词疆域,而且坚持的是“婉娈而近情”,“柔靡而近俗”,以此种风格为正宗,并以“正宗”为“正”,以“变体”为“次”。虽然变体词人也各有其特点,但都不是正宗,李清照等才是正宗,是一流词家。比较系统地标举李清照词为当行本色的刘体仁、王士祯等。刘、王二人为同榜进士,在京师以诗文唱和,主持风雅,故二人之评影响颇为显著。刘体仁说:
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语,其体雅正,无旁见侧出之妙。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撋就”类。下此则蒜酪体也。惟易安居士“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稳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刘体仁《七颂堂词绎》)[2: 68]他将李清照词中的口语拈出,认为其深妙稳雅,又称其词“本色当行”,无周邦彦之平直、柳、黄之艳俗,在俗雅之间,因而是本色。刘体仁从语言的角度标榜漱玉词为“正”,王士祯则进一步将李清照词上升到词史流变的高度进行阐说: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王士祯《花草蒙拾》)[2: 75]继明代张綖之后,将词体之分改为词派之分,将李清照称为“婉约宗主”,正式确立了其“词家大宗”的地位。以史家的眼光清算词的流变,将词史作二水分流式划分,认为其各有发展演变的过程,而李清照则高居于这流变过程中正流的巅峰。
李清照被王士祯视为词之宗主和领袖,虽然他崇尚婉约风格,但他却认为:“词家绮丽、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谓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4: 169]王士祯认为文中词体的“正变”只是风格的差异,没有高下之分,李清照的词作被认为是文人之词,词之正体。2 李清照“词家一宗”地位在晚明清初得以确认的原因关于李清照“词家一宗”地位在晚明清初得以确认的原因有很多种,如这一时期词学的渐兴、推尊词体的努力等,本文仅就以下两个原因加以论述:
2. 1 晚明清初主情的词学观念
从明中叶到晚明,从王阳明“心学”派生出的个性解放思潮对旧理学的冲击,使思想界发生了一次意味深长的波动及变革。
“心学”崛起于明中叶,而盛行于明代后期。“心学”所倡导的是人的主体精神,认为心就是性,就是天理,就是天地万物的本体。李贽更把“天理”抛在一边,其大讲“任真”,鼓吹“好货好色”,宣扬“无私则无心”。李贽的思想在晚明影响甚大,人们对李贽学说“如痴如醉”。程朱理学将人欲压倒最底层,却不料“人欲”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以加倍反弹力导引出晚明势不可挡的新人文思潮,它打碎了僵化的礼教规范,恢复了人“活”的面貌,将人的天然欲求视作合理的存在,以人的“真情”否定虚伪、陈腐的道德装饰[5: 407]。
晚明新人文思潮反映到词学上,显著特征就是把言情说引入对词的本质与词的功能的体认。沈际飞在《草唐诗余序》中就明确地把言情视为词体基本的艺术特质:呜呼,文章殆莫备于是矣!非体备也,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
认为词体特征形式嘴宜于把人内心的情感表现得委曲尽致,在这一点上胜于任何其他表现情感的文体。这里强调的“情”,乃是一种深婉幽眇之情,而不是一般所谓“直抒胸臆”之情,故曰“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这样一来,在主情论的基础上,一反过去“诗余”之说,竟把词的地位抬得比诗还要高。后来朱彝尊在《陈纬云红盐词序》中说:“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与沈际飞意思相近。
陈子龙论词亦主情,他说: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终宋之世无诗。然宋人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古今词话》引)
批评宋诗主理不主情,进而指出正因为宋人欢乐愁怨的情致不能在诗中得到表现,于是在词中发泄出来,这样宋词便胜于宋诗了。
认为词的艺术表现的特点是浅近、婉媚的,然而表达的情思却应该是真挚、深沉的。
由于对词中言情的重视,词论家们以之作为论词高下的首要标准。因此,李清照这一善于言情的词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词家一宗”。
2. 2 晚明清初才女文化的发展
漱玉词在晚明清初经典地位得以确立,另一主要原因是当时才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到晚明时,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伴随着广泛地社会变化上层等级的特权,繁荣的出版业不但推动了女性读者兼作者的产生,也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读者大众群的出现,各类人有着不同的文化需求。
女性的求知欲望越来越高,她们除接受传统的母教、家教外,女塾也多了起来,社会上也开始承认女子求学的重要性。受教育女性人数增多,她们相互影响和社会相互间作用的机会增多,促进自身创造的繁荣。
除自身努力外,男性文人的倡导和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或收女弟子,教以诗学,或从事女性文本的整理,为女诗人出版诗集,为她们的作品写序跋。他们一方面给与女诗人切实的指导,提高她们的技艺,另一方面,他们的序跋或评论也提高了这些女性的知名度,扩大了女性文学的影响。特别提出的是当时的领袖钱谦益对女性推崇备至,他编写的《国朝诗集》特设“香奁”一册,专收明代女性的诗歌,他认为当时很多才女的诗作功力深厚,有不输男子之才。钱谦益是当时的文坛泰斗,他对女性倍加推崇,影响十分深远。
根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明清两代女性作家达3750余人。她们的创作不仅限于诗词文赋,也创作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和戏曲等,其创作构成了晚明清初才女文化的独特景观。她们成立女子诗社、文社,经过家庭之内母女、姊妹的诗词唱和活动从经过扩大化的家庭唱和,扩大与男性、女性的交往,成立诗社,清初时有著名的“蕉园诗社”,诗社成员参加各种类型、规模的聚会,相互切磋,不仅增进了女性的诗艺,也开阔了她们的眼界,丰富了她们的生活,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其文学创作水平。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男性对女性的认可与支持,使其影响由家庭内部逐渐扩大到家庭外部,最后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在这时,李清照作为一名女性词人而备受词评家的关注,她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人们对女性创作持更加宽容的态度,更加倾向于鼓励和支持,而非反对。男性文人在评价女词人的创作时,也常把李清照作为评价的坐标,说某词人的创造不逊于易安时,是对该词人的最高肯定,如:
徐湘蘋(名灿),才锋遒丽,生平著小词绝佳,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词娣视淑真,姒畜清照,至“道是愁心春带来,春又归何处”,又“衰杨霜遍灞陵桥,何处是前朝”等语,缠绵辛苦,兼摄屯田、淮海之胜,直可凭衿。(陈维崧《妇人集》)可能从创作实际来说,出于鼓励创作的的动机,某些男性文人的赞赏未免溢美,但这正从一个方面说明李清照在当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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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庞 雪.李清照词学接受转折期的批评与辨析[D].哈尔滨:东北师范大学, 2006.
作者(徐州师范大学,江苏徐州221116)
*图片来源于网络,清照网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