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艾朗诺： 李清照在复杂的处境中享有声名

《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的作者艾朗诺

    艾朗诺教授的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宋代诗学、宋代士大夫文化与宋代艺术史尤为关注。已经出版并引进国内的相关专著包括《欧阳修的文学作品》《苏轼的言、象、行》《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等。《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是又一部着眼宋代文学的作品，英文原著于201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所用李清照画像由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推荐。与大多数呈现女词人婉约、柔弱的画像不同，这幅画像中的李清照显得独立而有想法，最符合艾朗诺对她的理解。此书中文版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引进，于今年3月出版，其中诸多新颖观点颇受学界关注。近日，艾朗诺教授接受本刊采访，并就若干商榷意见给出回应。

    文汇报：有关宋代文人的研究，您曾有几本专著面世，重点关注欧阳修、苏轼等士大夫。最近翻译成中文引进中国的《才女之累》是一本围绕宋代女性词人李清照的专著，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您在其中落笔的重点？

    艾朗诺：李清照是我个人很感兴趣的宋代女性词人。中国历代也有其他一些女子得“才女”之名，颇享有声望，但是，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如果要问有几位女性能算大家，我想只有李清照吧。李清照是唯一一位作品获得经典地位的女性文人，能够和历代的陶渊明、杜甫、李白、白居易、苏轼等同列于文学史，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当然这并不奇怪，中国古代文学当然是男性为主导，所以李清照显得尤为特别。在这本研究李清照的《才女之累》中，我关注的重点，一方面是她和她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李清照过世以后，关于她的接受史的问题。

    接受史的问题是我思考到后来的有趣发现。我仔细想过，中国古代文学史只让一位女性成为大家，而她进入文学史的作品竟然都是在表达对丈夫的爱情？这两者如此高度统一，不禁让我产生怀疑，逐步意识到，传统的对于李清照的了解恐怕是有问题的，对她作品的解读恐怕也是有问题的。

    在中文世界，李清照无疑是一位被反复研究的对象。后世文人对于李清照的思考和研究是非常有趣的，经常在变。比如她在赵明诚去世后嫁给张汝舟这件事，后世有一个曲折的认识和“接受”过程。人们一度无法接受这种“有失节操”的再嫁行为，甚至还引发一场否认再嫁、为才女雪耻辩诬的学术运动。由此可见，后世对待李清照，有着很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承认她的文学才华，欣赏她的作品。另一方面，要把这样一位女子纳入传统文人的圈子，要承认她的文学地位，就要渐渐将她的形象重塑为合乎传统的形象。

    简单地梳理一下我的想法：易安词很受人喜爱；但是，男性文人又觉得，一位女性那么有才华，是不大能接受的；但是，如果把她的作品都理解为是在抒发对丈夫的情感，那么关系就理顺了，就可以接受了。这就是男性的视角。

    于是，喜爱她词作的后世文人不断强化他们理想中的李清照形象，到了明清时期，一般人所认为的李清照的形象，基本上就是一个深爱并思念着丈夫赵明诚、富有才华又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然而，这恐怕和真实的李清照有很大不同。

    文汇报：《才女之累》的“导论”中有一段话，大意为：建国以来中文学界对于李清照的研究充满热情，相关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数量惊人，但大量研究是重复多余的。您又说：本书的一项任务是“将数世纪以来外加与她的累赘层层剥离，看看一旦摆脱附会之言后，我们可以如何评说她”。如此看来，廓清李清照身上的迷雾，似乎可以被视为您的写作动机。那么，根据您的研究，李清照是怎样的形象？

    艾朗诺：也许是因为女性诗人、词人在古代文学史上非常少见，所以像李清照这样富有才华的，自然会一直吸引大家研究的兴趣。很多人欣赏她的诗词，而且能感觉到，她写的诗词和一般男性作者的作品相比，别具风格，这更加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所以，研究李清照的学术成果确实非常多，但往往落入窠臼，大量观点重复。

    李清照并不是明清学者和文学评论者笔下的那个脆弱、孤单、寂寞、成天思念丈夫的女性形象。她的个性颇为争强好胜，这一点可以找到很多证据。她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金石录后序》。金石研究是她丈夫赵明诚的爱好和学问所在，夫妻两人在这项爱好上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李清照写《金石录后序》时，赵明诚已经过世了。文章并不是写金石研究本身，而是将夫妻之间三十多年的婚姻往事娓娓道来。一位妻子描述自己和丈夫的私人生活，写得非常动人，这样的文章在唐宋时期找不到类似的，因此非常特殊。

李清照词意画像

    文章的其中一段很好玩，写的是李清照怀念他们刚刚结婚时的愉快生活。夫妻二人都是读书人，常常到市场上买书，买古董、字画，一起赏鉴。还谈到两人相互比试：“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这很有趣，她只形容自己赢，不描述赵明诚赢了是什么样子，仿佛这个游戏一直是她赢得多。另外，我还揣摩过的是，猜中以后，高兴是高兴，可为何要“大笑”呢？有那么高兴吗？赵明诚曾是国子监太学生，也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而那个年代的学问评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记忆书卷中的内容。李清照比丈夫还熟悉书里的内容，这大概很令她得意，故而开怀大笑吧。

    所以，就我自己对李清照的认识，她是很有性格的作家，有非常强烈的要与男性文人一争高下的竞争意识。

    文汇报：要了解李清照的身世，她的词作已被证明很难依凭，那么只能依据词作以外的创作。有三篇作品特别重要，即前述《金石录后序》以及另两篇——《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和《词论》，您在书中也都予以了精密的分析。请您谈谈这几篇文章的关键点所在？

    艾朗诺：我想以《词论》为例来谈。李清照在《词论》中逐个点评了北宋一些重要的词人，甚至不乏批评之辞。这就很能反映李清照的性格特点。我们要注意，她并不是笼统地评论当时以男性为主的词人群体，而是从平仄、韵律、风格等方面，对那些最有名望、广受好评的词家，如欧阳修、苏东坡、秦观、晏殊等，都有批评。同时代还有谁会这样批评士人的词作呢？他们的文章因为政治观点被批评，这是有的，但是词作被评价写得不好，真是很稀见。文章甫一出来，很多文人就大为反感：这样一位女性怎么敢如此大胆地妄议当代词家呢？

    我以为这是个很突出的例子。如果是男性作家，也许写不出这类批评。我并不是要强调女性作家有着与男性多么判然有别的思考，而是，对于词这种文体的评价，必须是有个站在外面的人，以旁观者的眼光，才会这样写。男性文人都是“圈内人”，大家都“身在此山中”，而李清照是“圈外人”，所以才有那么大胆和特殊的批评视角。这也反映出，尽管她努力地想要厕身士林，也尽管易安词备受瞩目，但其实她还是在“文坛之外”的，精英文人并未因为她的创作才华而接受她的创作者身份。 

    文汇报：中文书名《才女之累》的“累（léi）”，是取“累赘”之意。请您简单谈谈，书中试图揭示的是怎样的“累赘”？

    艾朗诺：中文名的翻译其实经历了一个反复考虑的过程，我和编辑、译者以及其他朋友有过很多讨论。Burden直译成中文的话，更直接的可能是“负担”，但是如果书名是《才女的负担》，并不能完全表达我在书里对李清照的认识,所以觉得第二声的累是最恰当。才女的累赘，大概是这个意思。

    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有才华总是好事，但在李清照生活的年代，两性之间非常不平等，女性如果很有才华，反而会招致很多麻烦。女子为文在当时是令人非议的事。李清照的作品是在她生前就获得了不错反响的，喜爱她词作的男性文人对她的评价往往很有趣——喜爱，却又不能轻易接受，无法忽视她的性别。

    他们在评定她词作的才华时，总是不免要强调一下：可惜是个女子啊！李清照在经历了再嫁、离异的风波之后，名节方面的问题便成了她的又一层累赘。于是，评论者又会忍不住再强调这一点：可惜她名节有欠缺啊！比如宋代王灼的笔记就很典型，既赞许她“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又评价她“晚节流荡无归”。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当时享有声名的复杂处境，才华无法脱离性别和所谓的名节被加以评判。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同时代人对她的文学创作的评论，无疑是很不公平的。

    文汇报：中国各朝有不少有名的女性文人，当然数量上和男性文人完全不能比，李清照的同时代也有一些女性文人，您在书里提到可大致分为三类，即歌妓、名媛和闺阁文人。您认为李清照不能归类于任何一种，这一点如何来理解？

    艾朗诺：她的个人风格很鲜明，确实不属于这三类。在当时，歌妓会写词，上流社会的闺阁妇女或名媛也有一些作品，但是，这些都是比较偶然的情况，并不是她们生活中要紧的事情。不少词作，往往写则写矣，但事后被销毁了，这些女性作者并不打算让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看到。李清照不一样，她把文学创作视为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情。固然她从未有过自己是文学家之类的说法，但她对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是很积极的，对于自己创作者的身份也有自觉。这些意识在她的作品里可以被找到。

李清照词意画像

    我可以找一首词来谈谈文学创作在李清照人生里的重要性。看这首《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天帝殷勤地问她要去哪里，大概意思就是，你这辈子到底想做什么？她马上回答的就是：这是一条长长的路，已经临近日暮，我学习写诗，却谩有惊人句。这里首先能看出，天帝一问“归何处”的终极问题，她就想到写诗；此外，她明明已经写出不少“惊人句”了，却说“谩有惊人句”，即没人注意我，也没人欣赏我，不是没有惊人句，是知音稀少。从中很能看出，文学创作对她来说是很要紧的事情。

    文汇报：听您这样谈论李清照的才华和遭遇的困境，不禁想起BBC的一部短剧《隐于书后》。剧中的勃朗特姐妹也对文学创作很有热情，她们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无法顺利地以女性的身份写作，但仍然默默而持久地付出努力，并最终在文学上取得了堪称流芳后世的成就。您的新书和这部短剧颇有一些相似的观感，在此也出于好奇地请问您，是否觉得哪位西方的文学女性很像李清照？

    艾朗诺：西方文坛和中国文坛很不相同。以前有人说，李清照是中国的萨福。萨福是古希腊的女性文人，也写作诗歌，不过从我对萨福诗歌的理解而言，我觉得她们俩不太像。在西方文学中，要等到十八、十九世纪，出现写小说的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等，她们把文学看得如此重要，才大致可以对比李清照。但是你看，她们比李清照晚了好几百年呢。

    文汇报：历代选家在具体选目上必然有所偏好，您对《乐府雅词》和《草堂诗余》《花庵词选》《阳春白雪》《全芳备祖》五种早期词选的选目作了比较考察，这些词选的选目高度重叠，但也有不同。您认为流传甚广的忠于丈夫的李清照形象影响了易安词在词选中的面貌。男性选家遇到极为罕见的女性词人时，他们会被词集中那些与主流相一致的女性形象作品所吸引，这个主流当然是占压倒性多数的男性作家决定的。这个论述是否可视为您在本书中试图贯彻的女性主义批评角度？

    艾朗诺：或许我很难有什么直接的根据，可以来解释李清照“具有女性主义的意识”；但我可以说，她不同于普通的女性，也不同于普通女性的文学创作，她对自己的创作是抱有很高期望的。

    其实李清照的文学成就不能局限于词来评论，尽管她的词最出名。她写过一些很有名的诗，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她的诗风格迥异于词，风格和题材很男性化，常涉及政事。她的诗里都写些什么呢？像著名的《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达对宋室仓皇南渡的失望，这是人们很熟悉的。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唐代元结写下《大唐中兴颂》，是为歌颂唐代朝廷平定安史之乱而写的颂文，后由颜真卿书丹，刻于浯溪碑石上。到了北宋，李清照父亲李格非的那一代文人，像秦观、晁补之、张耒等，都写过关于中兴碑的诗，态度和唐代的中兴碑文相似，颂扬军事胜利。当时李清照还很年轻，她也写同样的主题，和他人的韵，但态度很不同。她的重点不在于回顾和歌颂唐代朝廷如何抗击安史之乱，而是表达了对唐代朝廷的怀疑和反思——为何安禄山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为何安史之乱会发生。足见其批判性的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出，李清照身处当时男性主导的文士圈子，有意与当时有名望的文人竞争，以彰显自己的思想更为深刻，也更有穿透表层的问题意识。

    （本次访谈由《才女之累》责任编辑刘赛参与策划）

    评论与回应

    文汇报：您在《才女之累》的《导论》中说：“本书研究的目标之一，是为妇女史及女性文学批评研究领域提供新的个案。” 厦门大学钱建状教授曾就您的英文原著写过一篇书评，整体上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来看，这样的理论表述与文体解析自有其内在逻辑，并且可以增加释读易安词的一个维度”，并指出书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如盐在水，不见踪影。能否请您简单梳理一下，在李清照这个个案中，您想要呈现的女性文学批评的思路？

    艾朗诺：《导论》中那句话的意思是，我想利用李清照的个案来扩张女性文学批评。因为在欧美学术界，对于女性文学，一直以近代与现代欧美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很少包含东亚文学，而更少注意到古代或中古的东亚文学。换句话说，女性文学批评这个领域至今范围很窄小，我希望让它广阔一些。另外，我那本书出发点并不是“要用女性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分析李清照”，更确切地说，我是受到一些当下女性文学批评的影响，然后重新来思考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女性词人，或者说，我想利用近来女性文学批评的看法，尝试看看，能不能把李清照从男性文坛的环境中抽出来，让她得到自己的空间，而不光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她。

    文汇报：钱建状教授也指出：“宋代几部词选，各有其选词标准。《乐府雅词》标举‘黜浮’，《草堂诗余》为应歌而设，《花庵词选》兼收并蓄，《阳春白雪》标榜高雅，而实有存词之功，《全芳备祖》则是博物学专著。这几部词选，没有一部是女性词选，并且自有意义。一部词选，操选政者不同，选词标准不同，选源有别，皆有可能影响选目。不从词选编纂学的视度来审视易安词的传播，仅从男性身份上来阐释，也有可能失之偏颇。”

    对此商榷意见，您有何回应？

    艾朗诺：说南宋词选每本都有它独特的选词标准，这当然有道理。然而李清照的《漱玉词》已经失传，我们今天想了解李清照最可靠的词作，除了这几本南宋词选外，没有其他早期的文本可看，不管词选本身有怎么样的偏颇，也只好靠它们。

    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2017年5月22日刊发了华东师范大学成玮老师的文章：《如何证明女词人不是女词人》，最后部分对《才女之累》的论述提出商榷意见，转引如下：

    譬如著者认为，清人辩称李清照未尝再婚，背景在女性守节的严格化，大体可从。麻烦出在，第一位广罗文献论证此说的俞正燮，恰是思想开明，主张“其再嫁者不当非之”（《节妇说》）的。其《易安居士事辑》明言：“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语，使才人下配驵侩，故以年分考之。”他反对再嫁论，与其说出于贞节立场，毋宁说出于对结缡双方雅俗悬殊的惋惜。本书力求把一切“辩诬”者，纳入单一背景之下，对此文的阐释，遂未免失之迂曲。又如考察易安诗文，不仅诠释方式迥异于词，真伪判断也大相径庭。对词严加甄辨，对诗文则全盘接受，绝无疑议。实则诗文和词一样，均系后人辑得。其间有无赝品，字句有无窜易，并非不言自明。举《词论》为例，早在1980年代，马兴荣先生已质疑其著作权（《李清照〈词论〉考》），至今尘埃未定；或又谓此篇“在传闻过程中字句原意难免改动失真”（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倘与词作一视同仁，似也应下一番考辨工夫，而非不假思索，坦然据以为说。再如代言体之论，固然极富意义，但是，著者太珍视自己的新解，倾向于把易安词统一划归代言体。即便发现“李清照甚至允许在词中时不时地出现与她生平有关系的细节”，依然强调，这类作品“还是必须和李清照本人相区分开来”。如是处置，恐怕难餍人意。以常理度之，易安词一部分系代言，一部分系自传，两者兼有，方为正常状态，无须偏取一端。展望未来，在可能范围内，尽量辨明多少词作属于前者，多少词作属于后者，或将变为讨论李清照的一项新议题。

李清照词意画像

    对以上几点商榷意见，您有何回应？

    艾朗诺：关于“再婚”的讨论，我不相信俞正燮反对说李清照曾经再嫁是出于双方雅俗悬殊的惋惜，而不是出于他的贞节观念。我看他说 “非望易安以不（改）嫁”是冲口而出的话, 披露了他真正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李清照嫁了个相当好的人，他也会惋惜。俞正燮的动机也许很复杂，然而在他的影响下，后来一大堆清代学者相继出来替李清照 “辩诬”或 “雪耻”，是出于贞节观念， 这是不可否定的。

    关于易安诗文，说她的诗作也像她词作一样，很多是后人辑得是对的，但她的散文却不是，多半很早就有人引用，甚至她还在世的时候已经有人引用或注意到。《词论》就是其中一篇。早期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用了全篇，后面附上胡仔的评语。胡仔是当时的学者，在诗词方面很有学问，所以这篇属于李清照的可能性很大。这情况与现今归属于李清照的词作大半是几百年后（明代中期或晚期）才出现这情况，差异极大。

    关于是否把易安词统一划归代言体，这点当然有可商量之处，但我们将永远没有办法分辨，李清照哪些诗是自传性的，哪些是代言的。我这本书主要是要挑战一般人阅读李清照词作的方法，若能引起一些人对他们惯有的读法发生怀疑，我就达到目的了。至于把她的词作分为两种（一部分是代言，一部分是自传）， 恐怕不好，而且是过于简单。这两种也许是分不开的，相信她许多词既有自传性也有代言性，混在一起，就像许多男性词人的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