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词论》首句及思想之重释
(一)《词论》首句之正解
首先，关于首句的句读。由于李八郎进京赛唱发生在中唐初期，它是唐代音乐与歌辞发展的巨大转折点，故首句所言的当是中唐之前的状况。这样一来，首句既不能断在“最盛于唐”后，也不能断在“天宝间”前，而应当断在“天宝间”之后，即“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否则，文气不通。
其次，关于首句的内容。由于李清照列举李八郎之例是为了说明唐代音乐与歌辞自中唐开始发生了巨变，故首句所描述的内容也应当包括这两方面，只是其状况与中晚唐的恰恰相对，它是以“曹元谦、念奴”为代表的宫廷音乐以及依附于宫廷音乐的歌辞的兴盛时期。结合首句叙述，我们发现李清照描述的并不是整个初盛唐状况而仅仅是盛唐，认为此时宫廷音乐及依附于它的歌辞样式同时达到了高峰。
接着，关于“乐府声诗”的释义。前面已言，首句内容涉及盛唐时宫廷音乐以及依附于它的歌辞这两方面，而句中“并盛于开元天宝间”述及的又是时间概念，所以能够概括这两方面内容的只能是其中的“乐府声诗”。总结唐宋时“乐府”一词的含义，大约有五：一指称宫廷的音乐机构，二指称在宫廷音乐机构表演的音乐，三指称配合宫廷音乐机构音乐的歌辞，四指称受宫廷音乐歌辞影响的徒诗，五泛指与音乐相关的歌辞等。总结唐宋时“声诗”一词的含义，大约有三：一是指称一般意义上的诗歌，二是指称入乐演唱的诗歌，三是指称配合宫廷音乐表演的诗歌，其中以第三种含义使用得最多。其中“乐府”与“声诗”在唐代的使用频率有着巨大差异。据李定广教授对唐代四部文献的统计，“乐府”一词出现过五百次之多，而“声诗”在唐代仅出现过三十几次。到了宋代，情况大致相似。可见，“乐府”在唐宋时期是一个常见词汇，而“声诗”则不尽然。唐宋时期，“乐府”与“声诗”有时也会同时出现在某一个语境中，除了李清照《词论》以外，还有如唐代卢肇《汉堤诗·序》“其美若是岂得无称焉，是宜以声诗播之登于乐府”，这里的“乐府”指宫廷音乐机构，“声诗”指在宫廷音乐机构表演的歌辞样式。如果依《汉堤诗·序》中“乐府”、“声诗”之义来理解《词论》首句，则首句并不能包括“宫廷音乐”这一内容，这样就与下文所言的中晚唐状况构不成对立关系，造成语义上的脱节。
故综合首句内容、唐宋时期“乐府”与“声诗”两个词汇的使用情况及它们的丰富含义，首句中“乐府声诗”可作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乐府”与“声诗”均视为独立的单一词汇，其中“乐府”指宫廷音乐机构表演的音乐，“声诗”指配合宫廷音乐演唱的歌辞样式。第二种理解为：将“乐府”视为单一词汇，指宫廷音乐机构，功能是限定和修饰后面的“声诗”，将“声诗”视为复合词汇，一指“声”，一指“诗”，其中“乐府声”就指宫廷音乐机构表演的音乐，“乐府诗”指配合宫廷音乐演唱的诗歌。这两种理解均能使首句的内容与下文以李八郎之例所描述的中晚唐状况构成对立关系。就第一种理解而言，“乐府”与下文的“郑、卫之声”相对，“声诗”与下文的“词”、“歌词”、“小歌词”相对；就第二种理解而言，“乐府声”与“郑、卫之声”相对，“乐府诗”与“词”、“歌词”、“小歌词”相对。
(二)《词论》思想之正解
理清了《词论》首句的句读、内容及“乐府声诗”的释义以后，接着再来探讨《词论》所富含的思想。
从行文来看，她有着非常明显的断代意识，先是唐代，接着是五代，最后是宋代。因而，欲了解《词论》的思想，只需先弄清李清照对各个时代所持观点，然后提炼总结即可。
就唐代而言，她以李八郎之例为界将唐代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初盛唐，一是中晚唐，考察了它的音乐与歌辞发展状况，指出盛唐是宫廷音乐及依附于它的歌辞样式同时达到高潮的时期，中晚唐则是民间音乐兴盛以及依附于它的歌辞样式的活跃期。她重点讲述的是中晚唐状况，认为导致“词”(或曰歌词、小歌词)这一歌辞样式由沉寂走向活跃的原因，除了民间音乐的发展，还有杰出士人对民间音乐的热爱和参与。
就五代而言，她认为此时政局动荡，“斯文道息”，所以词并不兴盛。虽然南唐词坛曾经一度活跃，但并没有得到她的好评，理由是虽然有君臣的热心参与，但是所依赖的音乐却是“亡国之音”。
由李清照对唐五代历史的描述来看，她最关注其中的歌辞发展，就歌辞样式而言，重点考察的是词，其视角包括“音乐发展”和“杰出士人参与”这两方面。
就宋代而言，她关注的仍然是词，其视角与审视唐五代时的完全一样。首先，她考察了宋代的音乐，认为它得到了完善的建制，“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其次，她考证了北宋士人对词的参与，详细描述这一参与历程，它几乎贯穿于整个北宋，“逮至本朝……又涵养百余年……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正如在描述中晚唐词之活跃时将目光锁定在“进士”、“名士”身上一样，李清照考察北宋士人对词的参与时，关注的也是当时的杰出士人。如柳永，李清照认为他是致力于用北宋新创造的乐曲进行词创作的第一人，结合柳永的词作，我们知道文中所谓的“变旧声作新声”，实际上是指他一改过去文士只作小令的传统，致力于慢词的创作，贡献在于体制的开拓。如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则努力于“妙语”，贡献在于语言的锤炼。如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王介甫、曾子固，作为当时的诗文大家，他们改变了过去词作“破碎”的局面，做到了浑然天成，故贡献在于篇制的完善。如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则在“铺叙”、“典重”、“情致”、“故实”等方面作出努力，故贡献在于表现手法的提炼和审美风格的凝炼。上述这些士人所作的努力均属于词的语文形态。可见，李清照认为北宋杰出士人对词所作的重要贡献在于完善了它的语文形态。通过对唐五代及北宋词的纵向考察，李清照得出了词兴盛于宋的结论。
总结之，李清照《词论》以“音乐发展”与“杰出士人参与”切入，考察了唐宋歌辞的发展历程。就歌辞类别而言，重点考察的是词(或曰歌词、小歌词)；就时代而言，重点考察的是宋代。李清照认为声诗盛于盛唐(或曰乐府诗)，词兴盛于北宋(或曰歌词、小歌词)(11)。
(11)鉴于学界对唐宋歌辞样式的惯称，笔者下文略去“乐府诗”只称“声诗”，略去“歌词”、“小歌词”，只称“词”。
来源：《文学遗产》2013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