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在审美上有转变，且有强烈的自我辩护意识
文汇报：迄今为止，您出版了有关欧阳修、苏轼等的研究专著，以及综合全面探讨北宋审美的《美的焦虑》，而最近一部专著是有关李清照的TheBurden of Female Talent。其他三部是有关单独人物的研究，《美的焦虑》是目前唯一的综合性研究论著，它的写作有什么特别的触发点吗？
艾朗诺：也许是因为研究了欧阳修和苏轼的专题，我试图了解北宋许多人遇到的相似事情和可能拥有的共同的想法，所以我扩大了研究范围。
现在，美国学术界很少专门研究个体。很多美国大学出版社对于单独研究一个人的作品是不感兴趣的，不管这个人有多么重要。我的欧阳修、苏东坡的两本书还有出版社有兴趣，已经是有点例外和幸运的了。现在文学方面以一个人作为研究专题的，在美国、法国文学中已经很少见了，而在50年前，这类写法是很普遍的，你可以写约翰·弥尔顿、写赫尔曼·梅尔维尔，现在已经不盛行这种写法了。因为进行文学研究（literarystudies）的人越来越少，文学研究后来都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而后者不是以某一个人为本，而是以文化史的现象为本，所以我这样研究某一个文人的做法已经算是很保守的了。
文汇报：英文世界中这种以某个个人为对象的研究传统的断裂，是否和美国的文学研究重视理论、范式有关系？
艾朗诺：对。虽说，我研究个别宋代文学家的方式看上去保守，但仔细想想，英文世界中，在我的那本欧阳修之前，也并没有一本关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书。苏东坡的书有一本，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TheGayGenius），影响很大，但这本书很早，是1948年出版的。李清照也是，只有薄薄的一本非常传统的书。所以，像我这样做虽然很保守，但也并不是在重复以前的研究。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可以找到许多研究约翰·弥尔顿、莎士比亚，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文本，但是研究中国文学史上的人物的文本，还是非常少的。
文汇报：《美的焦虑》中分析了欧阳修、米芾、苏轼三人的审美心态：欧阳修困惑于自己的收藏是否存在教化价值；米芾则将艺术激情推至极端，沉醉于书画艺术的美；而苏轼既无对教化功能的纠结，又对艺术美令人沉醉以致移情动性持有警惕。上述审美心态虽然不尽一致，但较之此前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审美思想还是有明显差异。您能否谈谈这种差异？
艾朗诺：有关收藏艺术品的观念、态度，他们三人的思想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想知道他们和唐朝、和魏晋南北朝相比，有什么整体差异呢？这就很难说。宋以前的文人自己很少写他们对于收藏、鉴赏到底有什么想法、目的和冲突矛盾。宋以前也有人收藏艺术品，包括皇帝和其他文人，也有鉴赏活动，但是关于这些活动，写下来的文章是不多的。
唐代写到收藏、鉴赏的文献很少，可能是因为当时还不具备记录收藏鉴赏活动的意识，也可能的确有这样的记录但是最后没有流传下来。比如说，题跋，这个在唐代不大写，而不是写而未传。比如题画诗，虽然杜甫也有不少，但是就《全唐诗》来看，并没有多少，而题画诗到了宋代却一下子很多。
这些恐怕不只是传下来与否的问题，而是到底原来有没有写的问题。苏轼、欧阳修、米芾这三个人，他们敢于在审美上有转变，并且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辩护意识。收藏活动过去也有，但过去的人不写，因为儒家思想说玩物丧志，这个观念以前还是很重的嘛，所以欧阳修一写到《集古录》，就遇到这个问题。我想唐代的皇帝、文人也是很珍视绘画书法等艺术品的，但是因为儒家的观念，所以不大敢写。到了宋代，大文人才敢于站出来试试能不能为自己的审美辩护，在辩护中也有许多的矛盾，所以是美的“焦虑”。Theproblem ofbeauty书名怎么翻译成中文比较妥当，我们讨论了很多，照字面翻译就是“问题”，但其实是一种“焦虑”。现在我的李清照研究的这本书TheBurden of Female Talent要翻译成中文，书名译法也有不同意见。我最初想译成“负担”，后来张宏生教授提出来，用“累赘”更恰当。
文汇报：您接下去还有宋代其他人物的研究计划吗？
艾朗诺：我现在对宋代笔记很感兴趣。洪迈的《夷坚志》是南宋笔记很重要的一本，我还没决定下一本书写什么，可能写南宋的笔记，也可能写洪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