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词人李清照的《钓台》，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

《钓台》

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

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

名利观，从来都是一个民族、一个人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孟、老、庄以来，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形成了砥砺气节而轻视名利的优良传统。东汉时代的隐士严子陵，因而成为一个文化人格符号，成为历代诗人歌颂的对象。

诗题之钓台，即指位于浙江省桐庐县城南富春山麓的严子陵钩台。严子陵名光，是东汉初期的隐士。他少年时曾与刘秀同游，但刘秀即位后他不愿出仕，遂更名隐居，垂钓于此。刘秀再三盛礼敦请，授谏议大夫，严光辞而不就，年八十而老死家中。

李清照这首小诗作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这一年她由临安避乱金华，途经钓台，根据无名氏的一首诗歌改写成此诗。明代郎瑛在《七修类稿》卷三十中记载，严子陵钓台在富阳江之涯，有过台而咏者曰：“君为利名隐，我为利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钩台。”

作为一个当时已年过半百的女性，李清照改写这首诗，既有怀古自励之意，在南渡王朝“临安”的局面下，亦有对现实的讽刺。是的，她不可能如严光那样去隐居，以求洁身自好，即令能，对整个大局又有多少意义呢？而偏安王朝中那些只知道谋取个人名利，不以国家前途为虑的人，又有几人在与钓台为邻时。

“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呢？郎英在记载了无名氏的诗之后评论说：“若自知为利名而夜过钓台，则尚德之心深矣。”（引录出处同上）但凡南宋朝中高官有一点“尚德之心”，易安又何至于在金华八咏楼上，临风浩叹“江山留与后人愁”呢！如此说来，这首小诗的意义，就远不止于一般论者所言，仅为易安“自愧”了。究其实，易安何愧之有！

李清照的改写，在内容上比原作似无多大变化，但在形式上变五言为七言，并把原诗的直接议论赋予了“巨舰”和“扁舟”两个意象，从而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不仅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而且使诗歌的意蕴更为含蓄，讽刺的意味自然也就更加深长了。

有论者认为易安这首诗实无创新，只是改写了他人的作品，其实不然。宋代江西诗派主张“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即袭前人之意而改造其语，自古论家多不以为然。比如金代的王若虚就说，黄庭坚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剥窃之黠者尔，夫既已出于前人，纵复加工，要不足贵”。

但王若虚同时也看到，“虽然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意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这就涉及如何看待创新的问题了。其实只要为我所用，改写也是一种创新。做到“为我所用”，又比原作艺术性更高，令人觉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难道还算不上创新吗？

比如，宋代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一）中说到几个例子：“水田飞白鹭，夏木转黄酶”是李嘉祐的诗，但王维衍之为七言：“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鹏。”这样，其意味更加悠远了。“九天阀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流”是王维的诗，杜甫删之为五言句：“阖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

这一改，使原诗的语言更加精工了。我们说，这也是创造。改写的立足点应是创新，而我们在鉴赏中遇到改写，也要注意分析改作最终达到的艺术境界是否比原作高，这样鉴赏才能深入和公允。